的一種叫父與子——然後用散發着鯉魚腥味的雙手将其打死，屍體抛入魚塘。
這場戲中的所有被告聽起來都像是業餘演員：他們用機器人，而不是活人的語氣說話，從而将惡變成了刻闆的故事情節，最刻闆的那一種情節。
沒有一名被告有最輕微的負罪感。
在所有毀滅了南斯拉夫的人——領袖、政客、将軍、士兵、惡棍、殺人犯、黑手黨、騙子、小偷、流氓——裡面，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說：我有罪。
我之前不曾從他們口中聽到有罪，我與伊戈爾坐在審判庭上沒有聽到，我今後也不指望能聽到。
他們都隻是盡職而已。
你将釘子敲進牆裡會有負罪感嗎？不會。
你将畫挂在釘子上會有負罪感嗎？不會。
你将一百個人活活打死會有負罪感嗎？當然不會。
我想知道，那幾十萬匿名的人會怎麼看。
沒有他們的狂熱支持，戰争就不會發生。
他們會有負罪感嗎？還有那往來穿梭的衆多外國政客、外交官、使節和軍人，他們呢？他們赢得的不隻是豐厚的報酬，還有救世主的榮譽稱号，更不用說他們在聯合國或其代表的某個科層制機構中的晉升了。
（外派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其實不算艱苦：酒店服務好，菜品美味，亞得裡亞海近在眼前。
）他們會有負罪感嗎？他們同樣隻是在履行職責。
就像藏在山上，擊斃薩拉熱窩街頭的那個女人的狙擊手一樣。
就像拍下她的照片，斬獲年度戰地攝影大獎的外國攝影師一樣（不過，他從來沒想到要去叫救護車）。
就連這可憐的女人，身體在人行道上抽搐，鮮血從體内湧出，就連她也在履行着忠實呈現戰争的職責，盡管她自己并沒有意識到。
誰害死了塞利姆的父親？誰害死了我們的烏羅什？誰将我和伊戈爾釘在座位上，渴望着贖罪？
我們，伊戈爾和我，竟在那裡看電視！這幅景象中是變态的現實，同樣變态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共謀。
在某種意義上，坐在那裡緊盯着電視屏幕的我，和玻璃牆後像粘在椅子上似的烏羅什之父并無分别。
在這樣一個媒體化——而且是許多次的媒體化——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是有罪的。
罪行不是真實的。
一切都不是真實的。
我感覺隻要點一下鼠标就能擺脫法官，擺脫被告，擺脫作為旁觀者的我們。
隻要一下美好的、帶來和解的删除。
隻有一件事是真實的：疼痛。
疼痛是無言的，無用的，卻唯一真實的證人。
那奔湧于塞利姆血管之中，通過太陽穴表露出來的疼痛。
那單調地重擊着我的疼痛。
還有伊戈爾。
那失聰的、麻木的、盲目的、突然令我們感到不安，表明有些事情錯得離譜的疼痛。
于是，我面對着玻璃牆坐着，默想着……如果那疼痛一下子都灌進一個頭腦像奧斯卡·馬策拉特一般脆弱的人，他站着張大嘴巴，發出一聲尖叫，那會發生什麼？我想象玻璃牆會粉碎成成千上萬個小亮片，電腦屏幕、燈、眼鏡、瓷牙套——全都變成碎屑；我想象那尖利的、撕破耳膜的聲音讓那些渾身鮮血的殺人犯的頭顱全都飛上天，讓他們堅硬的耳膜和冷酷的心髒統統爆裂……
我瞥了一眼伊戈爾。
他感覺到我在看他的臉，于是轉過頭，投來疑惑的目光。
我摘下了他的耳機。
“咱們走吧。
”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