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爾離開後，我腦中閃過了自己一年級時的畫面。我們班老師懲罰學生的辦法不是讓他們站在角落裡，而是讓他們站到黑闆後面。當時的黑闆是擱在木架子上。于是，黑闆後面就代表着羞恥和屈辱。
畫面的深處站着一位被老師罰到黑闆後面站着的女孩。我們隻能看見她穿着白色齊膝長襪的雙腿，還有穿着黑色漆皮鞋的雙腳。要不是我們聽到了微弱的、漸漸變響的聲音，于是話也不說了，屏住呼吸地聽着，我們早就把她徹底忘了：一條細細的尿線滋到了木地闆上。我們坐着，盯着她兩腿之間的金色池塘。它越來越大，然後順着地闆流向我們的課桌。
場景在我眼前自動播放着，畫面放大，慢動作。女孩的身體依然被黑闆擋住；我隻能看見尿流濺出了無數尿滴。接着，我意識到自己尿了。我能感到溫暖的液體順着雙腿流下。我坐了一會兒，昏昏沉沉地，聽着自己的心跳。我屏住呼吸，跟随着心跳的節奏。它也可能是一隻振翅欲飛的鳥兒的節奏。
接着出現了更多的畫面。緩慢的、懶散的畫面從遠處，很遠的遠處來了。最先浮現出來的畫面是我熟悉的，是母親相冊中的一張小尺寸黑白照片。畫面裡的我應該是四五歲。我站在一片光秃秃的地上，直視鏡頭。當時是冬天，但沒有下雪。我身穿一件看起來很嚴肅的雙排扣毛呢大衣，領口和兜口是棉絨材質。一隻手插在口袋裡（兜口微微豎起），另一隻手放在身側。臉上有笑意。我身後什麼都沒有，兩側什麼都沒有，畫面裡隻有我。我是一個被抛到某處空地的小人。盡管我熟悉這張照片，但我第一次發現畫面裡的自己是如此明白、明确地孤身一人，我還是吃了一驚。
一陣寒戰讓我脫離了昏沉的狀态，努力往電話那邊挪。但是，我剛到電話旁就又崩潰了，呆住了半晌。然後，我還是想辦法拿起聽筒，撥打112，對着話筒含混地報了地址。片刻之後，一名警察出現在門口，看見我被铐在椅子上，右腕上有三道已經凝結的血迹，聞見我身上的尿味。這時，我從他的目光中讀出了某種引發共鳴的東西。在那個時刻，我想到了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我總算建立起了聯系：警察觀察我的樣子，就是我當初觀察空地上那個女孩的樣子。
伊戈爾說得對。我不會忘了他。他也不會忘了我；我敢肯定。因為我可以不把他的名字告訴警察，但我說了。不僅如此，我還指控他強奸。我估計，強行闖入加上強奸夠判他幾年的，還有伴随終生的案底。假如我沒有這樣做，他不會記得我。我這樣做了，他就會記得我。我播下了種子。我是一名老師，不是嗎？
沒有慈悲，沒有同情，隻有遺忘，隻有羞辱和無盡回憶的疼痛。這就是我們從故國随身帶來的教訓，是我們不曾忘記的教訓。對我們來說，尖叫和大喊就像巴甫洛夫的鈴铛；我們聽不見其他的一切。對我們來說，抓住恐怖的氣息就是孩童的遊戲；沒有什麼能比它把我們的鼻孔搔得更癢。
三道細小切口在右腕留下的天然手鍊和尿液的刺鼻味道是看不見的手铐，将我們铐在一起，我和我的學生。我看見未來的自己獲得了一套新的習慣動作，那是一種我将久久不能擺脫的抽動症。它包括低頭含住手腕，雙唇慢慢地壓在三條細線上，親吻它們——那是伊戈爾的印記，伊戈爾的烙印——接着用舌尖舔它們，看它們還在不在，最後緩緩把手腕擡起，對着燈光看，被唾液潤濕的細線在燈光下，像珠母貝一樣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