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來，随手拿了一盤錄像帶，塞進錄像機裡。
然後我走回沙發旁邊，把落在床單上的牆紙碎屑抖到地上，躺了下來……
這盤帶子是菲利普·考夫曼執導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電影版。
這本小說我讀過兩遍。
另外，我對文學作品的電影版是質疑的：最好的作品似乎也配不上原著。
影片一開場就引起了我的警覺：丹尼爾·戴-劉易斯和朱麗葉·比諾什的長相可能比許多捷克人還捷克，但比諾什在努力講一種捷克口音的英語，而她隻念對了一個詞：安娜·卡列尼娜。
影片對共産黨政權下現實日常生活的詩化呈現也讓我生氣：表現包裹在蒸汽中的醜陋裸體、泳池旁下象棋的老頭的精彩鏡頭，還有破敗的捷克溫泉度假村（這幅場景同樣出現在克羅地亞）和布拉格街景（不禁令人想起薩格勒布）。
或許，我的惱怒是一種老生常談的條件反射（他們怎麼會了解我們？），而那隻是被殖民者的傲慢罷了，因此并不比殖民者的傲慢更令人寬慰。
在這種情況下，完全無辜的考夫曼變成了侵占那片隻有我才有權利居住的土地的殖民者。
但是，當蘇聯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黑白紀錄片片段出現在屏幕上的時候，當我看到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看見街頭的抗議和沖突在一名用轉輪手槍瞄準圍觀者（包括比諾什）的蘇聯士兵的特寫鏡頭中達到高潮時，我感到了不安。
轉輪手槍在瞄着我。
比諾什——她被巧妙地插入影片中，瘋狂地拍攝着坦克的照片——不再能挑動我的神經。
突然間，這部電影變得真實了，變得私人了，變成了我的私人故事。
至少我是這麼感覺的。
我還感到眼淚順着面頰流下來。
這是怎麼回事？我在想。
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我才六歲，因此這不可能是單純的、純粹的感同身受。
我發瘋似的算了起來：昆德拉的小說是1984年出版的；考夫曼的電影是1987年，也就是柏林牆倒塌前的兩年，南斯拉夫内戰爆發前的四年上映的，這意味着我有可能在薩格勒布看過這部片子（盡管我實際上并沒有看過）。
我的頭腦從無意義的計算遊開去，還沒等我反應過來，我的時間觀已經完全混亂了。
我就像“二戰”後留在菲律賓叢林裡的日本兵，被人發現時，他們竟以為戰争還在繼續。
一切都混在了一塊——時間線、畫幅——我搞不清。
很久以前的事好像剛剛才發生，最近發生的事則被推到了很久以前。
我唯一的參照點似乎就是那盤标着日期的錄像帶。
我環顧四周，就像一名遭遇海難後剛被沖上海岸的水手。
我住在一個不屬于我的國家裡的不屬于我的城市裡的不屬于我的公寓裡，周圍是剝落的牆皮和發黴的味道。
我手中的遙控器還能用，但我的内部控制裝置已經沒電了：不管按多少下，我都動不起來。
我在想，過去發生的事是什麼時候找到時間發生的，為什麼考夫曼的電影讓我感覺它好像是CNN的時事新聞，在報道兩年前才簽署的脆弱的《波黑和平協議》，又感覺它是遠古的曆史，我對它完全無動于衷。
事實證明，我剛剛受到的打擊要比起初看起來複雜得多。
幻肢綜合征或思鄉病這樣的詞隻是随意起的詞語标簽，用來指代人失去了不可能複原的事物時産生的複雜情感打擊。
它們隐含的意思是，不管我們有沒有與失去和解，或者釋懷過去，放下回歸的欲望，由此感到解脫，那其實都沒區别。
因為打擊并不會因此減輕烈度。
思鄉病——如果這個詞恰當的話——是一個野蠻惡毒的兇手，喜歡突然襲擊，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發起攻擊，直搗心口。
思鄉病總是戴着面具，唉，真是諷刺中的諷刺，我們是随意襲擊的受害者。
思鄉病以翻譯的形式呈現——往往翻譯得很糟——發生在複雜的過程之後，有點像孩子們玩的傳話遊戲。
第一名玩家對着旁邊人的耳朵說一個詞，接着逐個往下傳，傳到最後一名玩家時說出來，就像從帽子裡鑽出來的兔子。
我最近心口位置受到的打擊經曆了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經過了許多個中介和媒介，直到在無數次調和之後，以朱麗葉·比諾什的形式出現。
比諾什是傳話鍊條上的最後一環，将我個人的疼痛翻譯成我的語言。
時機剛剛好。
因為換一個時間的話，她的翻譯可能就是胡話了。
在那個時刻，唯有在那個時刻，考夫曼的影像——很像理想化的可口可樂廣告——能夠對我的潛意識發起突然襲擊，我完全被打垮了。
盡管我感覺自己隻有南斯拉夫故事的正經版權，但在那一刻，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
我發自内心地哭了，為了一張虛構的、糾纏的網而哭，它的标簽可以随意貼：東歐、中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