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東南歐、他者的歐洲。
我想不明白：消失在勞改營裡的數以百萬計的俄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數以百萬計的死難者，還有那些控制了捷克人的人、被俄國人和匈牙利人控制的捷克人——匈牙利人自己也被俄國人控制——還有為俄國人、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提供食物的保加利亞人，還有前南斯拉夫人，他們基本上是自己控制自己。
我在用頭撞逝者之牆。
我像一名巴爾幹地區的哭喪人，我為每一個人的痛苦而痛哭，唯獨我自己的痛苦沒有聲音。
我為薩格勒布、薩拉熱窩、貝爾格萊德、布達佩斯、索菲亞、布加勒斯特和斯科普裡倒塌的建築哀悼。
我被兒時喜愛的品味糟糕的巧克力包裝紙（更别提巧克力本身的糟糕口味了）觸動，我為碰巧回想起的旋律、一張黑暗中偶然出現的臉、一個聲音、一個調子、一句歌詞、一句口号、一個氣味、一個場景而哀歎。
我坐在那裡，盯着逝者的地貌，把心都要哭出來。
我甚至為考夫曼的特技鏡頭而落淚，它畢竟讓我回想起了自己的感受；我還為膠片上的比諾什流了一滴淚。
然後，我又想起了學生們。
他們也會被同樣的地貌所感動。
問題是，他們的變身成功率極低：他們遲了一秒鐘，幾分之一秒鐘。
不，他們的變身終将失敗。
我能感覺到，在他們已經内化的點頭哈腰中，在他們眼睛裡的陰雲中，在他們臉上看不見的耳光中，在他們喉嚨裡堆積的模糊的怨恨中。
如今，在後共産主義時代的亂草中，任何一分鐘、任何一秒鐘都可能鑽出來一個全新的、全然不同的圈子。
他們拿着題目動聽的博士論文，比如《認識過去向前看》。
他們是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卻死在那裡的托馬斯和特蕾莎的孩子，因為回家意味着死亡，而留下意味着失敗。
他們會成為托馬斯和特蕾莎的遺孤。
他們會像三文魚一樣逆流而上，但時代變了，河流變了，同伴也變了，變成真正向前看，不再認識過去的人，至少是對過去有不同認識的人。
這些來自灰色死水——蒙古、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拉脫維亞、立陶宛——的新選手，這些轉型期的突變體将會湧向歐美大學，最終學到需要學的東西。
他們會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年輕隊伍，有技術專家，有組織專家，有運營專家，還有最重要的管理專家，企業管理、政治管理、環境管理、文化管理、災害管理的專家——管理生命的專家。
他們會以非人的速度快速自我繁殖，仿佛繁殖就是他們唯一的人生目的。
他們這類人永遠都會有立足之地，毫不關心他們的衣食父母的不幸，因為就連不幸也是需要管理的：缺乏管理的不幸隻是失敗而已。
他們管理着保加利亞、波斯尼亞、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和羅馬尼亞的殘疾人；管理着波斯尼亞、格魯吉亞、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車臣、科索沃、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孤兒；管理着歐洲的各個少數民族和無處不在的吉蔔賽人；管理着黑人、白人、黃種人奴隸貿易販賣來的性工作者和受害者；管理着難民、流入人員、流出人員、流動人員；管理着無家可歸的人。
他們是散播效率堪比實驗室病菌的突變體，散播着網點和網絡、保護傘和保護傘機構、他們的中心、他們的關系。
他們将成為視聽和電信部門的首腦，成為局域網和互聯網達人。
他們将成為自身生涯和他人生活的自信的設計師。
他們将成為深刻的思想者、貪婪的讀者、完美的時尚人士。
他們将擁有多重身份：普世的、全球的、跨文化的、民族主義的、少數族裔的、流散的，集于一身。
他們會戴上無數頂帽子，靈活到極點，随時準備着自我定義和自我完善，自我打造和自我再打造，自我建構和自我解構。
他們将成為轉型時期的民主精英。
一切都是，而且一直都是流變的，所以他們口中全是流動性和靈活性，就像口香糖一樣。
他們将成為雄心勃勃的進步青年，成為報酬豐厚的歐洲一體化和擴大化專員，成為新世界秩序的先鋒，成為有特色的後民族主義政治單元、新民族主義與後民族主義聯合體的創造者，是與本土化相對的全球化的倡導者，也是與全球化相對的本土化的倡導者，是一切恰好需要倡導的東西的倡導者，狂熱倡導者。
他們出生于烏克蘭腹地，在基輔學習中世紀曆史，在伯明翰學習商務英語，博士論文題目是《中世紀曆史與商務語言的共同點》。
他們會成群結隊地從維爾紐斯去沃裡克學習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研究方向是戰亂地區的良好治理與可持續和平。
他們從沃羅涅日、考納斯、蒂米什瓦拉和佩奇去非政府組織、歐盟、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