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陷入抑制不住的低落和焦慮中時，我常常會埋怨母親。
在很長時間裡，我都試圖從她那裡聽到一絲歉疚，得到一點忏悔。
這讓她很不好過。
但她堅持自己的立場，從未讓步。
我指給她看如今的女孩們，希望她能改變想法：你看，十四歲的女孩不還是個小孩嗎？她回答我說：這沒什麼，你在同樣年紀的時候可是要比她們成熟得多。
後來，我請她讀這本書的手稿——她的反應比任何其他人的都更令我緊張——她回信給我：什麼也不用改。
這就是你的故事。
G現在[指2019年。
]八十三歲了，已到耄耋之年。
至于我們過去的事情，也已經過了訴訟時效，而現在——得益于時間的流逝——他也名聲不再，哪怕是他最離經叛道的作品，也逐漸被人遺忘了。
我決定提筆寫下這段經曆，是在很多年之後，又花了很長時間看着它被出版。
迄今為止，我都沒有做好準備。
心裡的障礙像是無法逾越一般。
我首先擔心的就是披露這段經曆對我的家庭和工作造成的影響，那終歸是很難衡量的。
我還需要克服的，是對那一小撥可能仍在聲援G的人的恐懼。
這可不容小觑。
如果有一天這本書問世，我可能要面對激烈的抨擊，有的來自他的支持者，有的來自參加了1968年五月風暴、因為簽署了那份由他牽頭的著名公開信而覺得自己一同受到了指責的人，甚至還會有一些來自反對所謂“正統”性觀念言論的女性——總之，是所有懼怕道德秩序“後退”的人……
為了使自己鼓起勇氣，我堅守着這樣的信念：如果我想要徹底地消除我的憤怒，并重新奪回對這一段人生經曆的掌控權，寫作或許是最佳的辦法。
這些年裡，很多人都曾建議過我這樣做。
也有一些人認為這樣對我沒有好處，試圖讓我打消這個念頭。
最後是我的愛人讓我下定了決心。
因為寫作，能讓我作為一個主體，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
一個困擾了我太久的故事。
說真的，我很詫異在我之前沒有任何女性，也就是那些當時的年輕女孩，通過寫作來糾正G在他書裡描述的那一系列美妙的性啟蒙故事。
我其實更希望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來做這件事。
或許她會更有天賦、更聰明，也更無拘無束。
這或許也能讓我松上一口氣。
因為此種沉默，恰恰印證了G所說的話，即從來沒有任何女孩在遇見他之後會有所抱怨。
我并不相信這是真的。
我想這更多的是因為這種精神控制極難擺脫，即便已經過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在這段感情之中，我們會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懷疑的處境中，覺得自己是一個同謀，心甘情願地投身其中。
比起文壇中那幾位G的支持者，這種難以說清的關系才是更大的阻礙。
選中那些孤獨、敏感、缺乏家庭關懷的女孩時，G就清楚地知道她們不可能威脅到他的名聲。
因為沉默便意味着同意。
但據我所知，這些不計其數的情人中，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寫一本書談論她與G之間的“美妙關系”。
這是不是某種信号呢？
如今與過去不同的一點，也是G和他的支持者們那樣的人在痛斥嚴苛的道德氛圍時紛紛抱怨的一點是，随着道德的解放，受害者們的聲音也同樣正在不斷被傳達出來。
最近，我打算去探訪享有盛名的法國當代出版檔案協會[當代出版檔案協會（InstitutMémoiresdel'éditioncontemporaine，簡稱IMEC），是法國一個旨在收集有關出版的檔案、研究成果與文壇人物資料的非營利機構。
]。
協會以前是個修道院，坐落在卡昂平原上，修繕得很好。
在那裡，除了其它珍寶，人們還能通過預約欣賞到馬塞爾·普魯斯特或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手稿。
出發前，我在網上浏覽了在那裡存有檔案的作家名錄，發現G.M.的名字赫然在列。
幾個月前，他将自己全部的手稿都捐獻給了這家著名機構，同時捐贈的還有他的情書。
他的身後芳名得到了保證。
他的作品将會被載入史冊。
于是我暫時打消了去當代出版檔案協會的念頭。
我無法想象當自己坐在它那莊嚴肅穆的大閱覽室裡，仔細研讀我所崇拜的某位作家時，我的鄰桌卻正在讀着我十四歲時寫的信。
我也一度想過申請看看這些信。
沒準我還要撒個謊，說我要研究二十世紀下半葉文學中的“逾越”主題，寫一篇關于G.M.作品的論文。
我的申請會不會先被遞交到他那裡？需要他的許可嗎？真諷刺，要看我自己寫的信，還得借助這樣一番托詞。
與此同時，雖然焚書這個舉動始終讓我心生恐懼，但我并不介意抛抛彩屑的慶祝活動。
G給我題詞的書還有他寫的信，這些年來一直都放在母親住所的一個抽屜深處，最近我把它們拿了回來。
我打算找一個暴風雨的日子，在盧森堡公園的某個秘密角落裡，把它們一一攤開放在身邊，再拿上一把好剪刀，仔細地将它們剪成碎紙片後随風抛撒。
以後不會再有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