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展文按約定時間來到了華商俱樂部，那裡已聚集了數名華僑界的發起人。
“陶先生，您也是徐先生的好朋友，我想同您商量一下徐先生的善後事宜。
”一見到陶展文，汪氏便開口說道。
“當然，既然是徐銘義的事，請務必讓我也出一份力。
”
“畢竟徐先生在這邊孤身一人，無親無故，隻能由我們來安排。
治喪委員會已經成立，希望您也能成為委員之一，可以吧？”
在确認陶展文點頭同意後，汪氏繼續說道：“關于遺産，詳細情況目前還不清楚，因為無論什麼事，徐先生都是親自經手，獨自打理。
而且，他的房間還在警察的警戒之下，也不能進去尋找相關文件，我們暫時隻能先寫信通知了他在國内的兒子和嫁到香港的女兒。
”
“關于遺産，事後再慢慢調查不就行了？”陶展文說道，“目前更要緊的是，先安排葬禮。
”
“葬禮已經安排妥當。
”汪氏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片，繼續說道：“明天下午兩點，真善寺。
治喪委員長是鄭先生，我是友人代表。
另外，無論如何都需要親屬代表出席，而與徐先生有血緣關系的人眼下都不在。
雖然您并非他的親屬，但不知可否在親屬代表一欄寫上您的名字？若非如此，葬禮就無法舉行。
”
“可以。
”陶展文說道，“我的名字随便用，又沒什麼損失。
”
“徐先生在香港的女兒雖然來不及參加葬禮，但她之後定會趕來，因為徐先生應該會留有一筆數目可觀的遺産。
至于他的兒子，可能有些困難，畢竟兩國邦交尚未恢複正常[本書寫于1961年，1972年才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他的兒子正在國内揮汗如雨地努力工作，想必不會貪圖一兩所髒兮兮的公寓。
”
“陶先生。
”俱樂部的書記從旁說道，“我們想請您寫副挽聯。
”
“做什麼都沒問題。
”陶展文說，“我已經無法再為徐銘義開處方了……就将挽聯當作寫給他的最後的處方吧……”
“我接下來要準備發送葬禮通知。
”汪氏一邊将一張紙片放在陶展文面前，一邊說道，“我想通過電話聯系，不知應該通知的人是否都在上面。
請您檢查一下可有遺漏？”
陶展文粗略地看了一遍寫在紙片上的人名，随後嘀咕道：“嗯，應該就這些吧！”
“對了。
”陶展文剛要将紙片還給汪氏，突然說道，“好像漏掉了西服店的林俊祥……的确漏掉了。
林先生是象棋棋友，與徐先生可謂棋逢對手，一定要通知他。
”
“除此之外再無遺漏了吧？”汪氏接過紙片，放入胸前的口袋，随後再次确認道。
“還有，”陶展文說，“也應該通知我們大樓内的五興公司的社長。
此人最近剛來神戶，與華僑界的諸位尚未熟稔，但他其實是死者的舊友。
據說，徐銘義以前在上海的銀行工作時，這位李先生是該銀行的一位大人物。
”
“是嗎？”汪氏又從口袋中掏出紙片，添上了“五興公司”的字樣，随後問道：“電話号碼是多少？”
“這個不太清楚。
”陶展文答道。
“你去查查電話簿。
”汪氏向書記命令道。
“電話簿裡可能沒有。
”陶展文說道，“因為五興公司是最近才入駐東南大樓的。
”
“若在電話簿中找不到，就去電話局問問。
”汪氏對書記說道。
書記正要走過去打電話，卻被陶展文制止了。
“算了，反正同在一幢大樓裡，五興的社長就由我來聯系吧！”然後，陶展文轉頭望向汪氏，繼續說道，“明天下午兩點，真善寺。
對吧？”
這時，汪氏仍在翻找口袋，随後掏出了另一張紙片。
“這是相關日本人的名單。
”汪氏遞出紙片，繼續說道，“在您所知的範圍内，是否還有遺漏？這些人似乎多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