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社群所有相同經驗的一層上發生。
群體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經驗愈繁雜，發生語言的一層共同基礎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語言也就愈趨于簡單化。
這在語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在一個社群所用的共同語言之外，也必然會因個人間的需要而發生許多少數人間的特殊語言，所謂“行話”。
行話是同行人中的話，外行人因為沒有這種經驗，不會懂的。
在每個學校裡，甚至每個寝室裡，都有他們特殊的語言。
最普遍的特殊語言發生在母親和孩子之間。
“特殊語言”不過是親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體系的一部分，用聲音來作象征的那一部分。
在親密社群中可用來作象征體系的原料比較多。
表情、動作，因為在面對面的情境中，有時比聲音更容易傳情達意。
即使用語言時，也總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
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說：“真是那個！”同時眉毛一皺，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膚一緊，用手指在頭發裡一插，頭一沉，對方也就明白“那個”是“沒有辦法”，“失望”的意思了。
如果同樣的兩個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裡，意義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語言”常是特别有效，因為他可以擺脫字句的固定意義。
語言象是個社會定下的篩子，如果我們有一種情意和這篩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過去。
我想大家必然有過“無言勝似有言”的經驗。
其實這個篩子雖則幫助了人和人間的了解，而同時也使人和人間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實際情意都走了一點樣。
我們永遠在削足适履，使感覺敏銳的人怨恨語言的束縛。
李長吉要在這束縛中去求比較切近的表達，難怪他要嘔盡心血了。
于是在熟人中，我們話也少了，我們“眉目傳情”，我們“指石相證”，我們抛開了比較間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會意了。
所以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餘的，連語言都并不是傳達情意的唯一象征體系。
我決不是說我們不必推行文字下鄉，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已經開始抛離鄉土社會，文字是現代化的工具。
我要辨明的是鄉土社會中的文盲，并非出于鄉下人的“愚”，而是由于鄉土社會的本質。
我而且願意進一步說，單從文字和語言的角度去批判一個社會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夠的，因為文字和語言，隻是傳情達意的一種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傳的情、能達的意是有限的。
所以在提倡文字下鄉的人，必須先考慮到文字和語言的基礎，否則開幾個鄉村學校和使鄉下人多識幾個字，也許并不能使鄉下人“聰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