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那你就極有可能記住每一個真的發生了瘋狂事件的月圓之夜，并且忘掉那些沒有發生這種情況的月圓之夜。
就這樣，你的大腦無意中把随機當成了規律。
這同樣也是因為我們的大腦使用了那些思維捷徑，其中兩個主要的捷徑是“錨定啟發”和“可得性啟發”，兩者都會給我們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錨定意味着當你要對某件事做決定時，尤其是當你沒有太多信息作為依據時，你聽到的第一條信息會對你産生格外顯著的影響。
比方說，有人讓你估計某個東西值多少錢，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你不太可能充分掌握相關的知識和信息—比如，就給你看張别墅的照片，然後讓你估價。
（千禧一代請注意：别墅是那些用磚砌成的大家夥，你們永遠也買不起）在沒有其他信息可以參考的情況下，你能做的就是看看那張照片，大緻能看出别墅有多漂亮，然後閉着眼睛猜個數。
但是，如果一開始就給你一個數字，那你的猜測可能就會受到顯著影響—例如，上來就先問“你認為這房子的價格高于還是低于40萬英鎊”，現在，你必須要意識到，這個問題實際上并沒有給你任何有用的信息（比如說，它并沒有告訴你該地區的其他房子最近賣了多少錢）。
然而，如果把要做出估值的人分成兩組，A組先聽到的提示數字是60萬，而B組聽到的是20萬，那麼平均來說，A組最終給出的估值将遠遠高于B組。
盡管先前的問題不包含任何有用信息，但它仍然會影響你的判斷，因為人家給了你一個“錨”，你的大腦就把這個“錨”作為猜測和調整的出發點。
我們這種做法已經到了近乎荒謬的程度：我們用來作為錨的信息，有可能就像随機生成的數字一樣明顯毫無用處，但是大腦仍然會緊緊抓住它，并讓我們的決定向它靠攏。
這可能着實令人擔憂；在《思考，快與慢》一書中，丹尼爾·卡尼曼提到2006年的一項實驗，實驗對象是一群經驗豐富的德國法官。
實驗者先向法官介紹了一樁庭審案件的細節，案中有個女人被判犯有入店行竊罪。
然後，實驗者要求法官擲一對骰子，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對骰子被動了手腳，每次擲出的總點數隻能是3或者9。
然後，實驗者先問法官，這個女人應被判處的刑期，是否應該比骰子擲出的點數再多或再少幾個月？問過這個之後，實驗者才又問他們覺得判多久最合理。
你大概能猜到結果：擲骰子擲出9的那些法官，給她判的刑期要明顯長于擲出3的那些法官。
平均來說，擲骰子會讓這個女被告在監獄裡多關3個月。
這可不會讓人感到欣慰。
與此同時，可得性意味着你會根據最容易想到的随便什麼信息做出判斷，而不是深入地考慮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
這也就是說，我們非常傾向于把世界觀建立在近來最常出現的東西上，或者是那些特别引人注目和令人難忘的事情，而所有那些陳舊、平凡的東西，即使有可能更加準确地反映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況，還是會就那麼逐漸消失。
正因如此，對可怕的犯罪進行聳人聽聞的報道，會讓我們覺得犯罪率高于實際情況，而對下降的犯罪統計數據進行枯燥乏味的報道，對我們産生的沖擊就遠遠不及前者。
所以才有很多人更害怕飛機失事（罕見、引人注目），卻不那麼害怕車禍（更常見，自然就沒那麼刺激）。
也正因如此，恐怖活動才能立即引起公衆和政客的本能反應，而那些更緻命但也更平淡的威脅卻被無視。
在美國，從2007年到2017年，割草機造成的死亡人數比恐怖活動還要多，但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美國政府尚未開始讨伐割草機（不過說老實話，鑒于最近發生的事件，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錨定啟發和可得性啟發結合起來真的很有用，可以幫助我們在緊要關頭迅速做出判斷，或者幫我們做出那些沒有太大影響的日常決策。
但是，如果你想把現代世界的所有複雜性考慮在内，從而做出更明智的決定，那它們可能就會成為你的噩夢。
你的大腦會一直試着溜回舒适區，把你最先聽到或想到的東西作為判斷依據，不管那是否合理。
另外，這兩種思維捷徑還在一定程度上導緻我們不擅于判斷風險，不能正确地預測衆多選項中哪一個造成災難的可能性最小。
事實上，我們頭腦中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幫我們判斷事物的風險：一個是快速的、直覺的系統，另一個是緩慢的、深思熟慮的系統。
當這兩個系統發生沖突時，問題就來了。
一個系統平靜地說，“我已經分析了所有證據，似乎選項1風險最大。
”而另一個系統大聲喊道，“是，但選項2看起來好可怕！”
當然，你可能會想，幸好我們沒那麼笨。
我們可以強迫大腦脫離那個舒适區，不行嗎？我們可以忽略直覺的聲音，放大深思熟慮的聲音，從而客觀地考慮我們的處境，對嗎？不幸的是，這種想法并沒有考慮到證實偏見。
在開始為寫這本書做調查之前，我就認為證實偏見是個大問題，而且自那以後我讀過的所有材料都讓我确信，我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
這正是問題所在：我們的大腦讨厭發現自己是錯的。
證實偏見是個煩人的習慣：大腦會努力強化我們已經相信的東西，會像激光制導的導彈一樣瞄準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支持性證據，而那些暗示我們可能完全被誤導了的證據，哪怕堆得像山一樣高，大腦也會毫不在乎地忽略它們。
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願意從政治觀點與我們基本一緻的渠道獲取新聞。
也因此，你無法說服一個陰謀論者放棄他所相信的東西，因為對于我們所認定的“真相”，我們會挑出那些支持它的事件，抛棄那些不支持的。
同樣，這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