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曆史很難避免那樣的族群創傷經驗。
先哲早有名言，自由難，平等更難。
受損害者的文學很難被既得利益者青睐，既得利益者的經驗不可能在被損害者那裡得到共鳴。
即便寫作者選擇官方立場，但官方立場的國民文學也隻能是官方文學而已。
對文學的局外人而言，文學語言如同一種方言，文學愛好者似乎是某種方言群，有他們自己的“方言群認同”（也許依文類分，詩與小說各為異類——而散文，人人都會寫）。
在台灣，我們或被谑稱為“馬來幫”，既是同鄉會，也是某種差異語言小共同體。
早期東南亞華人移民确實是依着血緣地緣拉幫結派以求自保，繼而以方言會館、宗親會館、商會等以凝聚共同體。
而在台灣，我們幾乎都是“孤狼”，很少聯絡更别說見面。
人太少，寫作也不需拉幫結社，也沒有什麼利益需要用那樣的方式去保護。
這被困鎖在特定族群語言裡的華文文學，它在國境之外有更廣大的競争群體，以緻在漢語文學的家族裡（所謂華語語系者），它每每隻能忝居末座，甚至位居附錄（在美、日、韓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術體制裡），那是個沒有位置的位置。
這也讓為什麼要“寫作馬華文學”——尤其在離境多年之後——成為我們必須持續面對的、尖銳的倫理與文學政治問題。
再過兩個多禮拜，我離開馬來西亞就滿二十九年了；留台的日子，也快要成為我自己的“三十年夢”。
最開始的那些年，每回返鄉，隻要睡兩個晚上，幾乎就可以把離鄉的日子“忘掉”，好像離鄉隻不過是一場夢，原就不曾離開過。
随着離鄉的日子愈來愈長，返鄉之眠不再有忘卻他鄉的功能（“也許根本的原因在于從小居住的老家沒保留下來”），即便在夢裡，也已知此身是客。
如果母親還在，花蹤重達兩公斤的獎杯就不必勞駕朋友千裡迢迢扛來台灣。
二十一年前（一九九四），我曾把更重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雛鳳”獎杯扛回去給父母。
如果母親還在，頭腦還清楚，這個錦上添花的獎，會讓她開心好一陣子吧。
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埔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