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孫文衆人奔返于香港、廣州兩地，重陽起義的籌備正如火如荼之際，北洋艦隊覆滅的噩耗傳至京師，士大夫階層無不震動。
國内輿論對此次戰敗分作兩種極端，扼腕、憤慨自然有，然而暗自慶幸者，亦不在少數。
孫文是個典型的現有制度反對派，他總把這樣一句話挂在嘴邊：“孫某自孩童起，便常聞太平天國的英雄事迹，至今，仍視天王為偶像，立志成為第二洪秀全。
”
太平天國可稱得上是清統治兩百餘年中的頭号反叛集團。
孫文這席話，可證明他從小骨子裡就流淌着革命的血液。
與陸皓東結伴損壞村頭北帝廟佛像一事，更體現了他那膽大妄為的性子。
甲午戰争前夕，孫文之所以苦苦谏言李鴻章，是由于他對體制内改革還抱有期望。
然而冰冷的現實讓他不得不與陸皓東踏上武裝革命的道路。
相對于上書宰相卻受挫的孫文，康有為的做法更為直截了當——上書當今聖上。
康有為帶頭發起“公車上書”，卻因“庶民不得上書”的原因，被拒紫禁城門外。
世人隻知“公車上書”，怎知康有為早在七年前便已隻身嘗試上書朝廷。
“公車上書”且重重受阻，遑論七年前的康有為僅是區區舉人之身，自然是被當作瘋子般打将了出去。
位及進士後，康有為發起過三回上書，但均受官吏百般阻撓，最終石沉大海。
第四回上書有幸敲開金銮殿，卻因“妄議議會設立，有污聖聽”的理由，被内閣給沉了。
經受多次挫折，康有為對朝局心灰意懶，轉頭緻力《萬國公報》的創立，并委任梁啟超、麥孟華等一幹門人為主筆。
首刊于同年8月17日[指1895年。
]在北京出版，并首先分發給王公重臣。
此舉的目的在康有為所著的《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說得很清楚：變法須始于京師，始于王公大臣。
西太後慈禧，掌控清廷最高權力的女人。
“東”與“西”，照理說，應該是“東”的地位更為尊貴。
在日本，相撲選手的排名也是以“東”為大。
鹹豐帝在位十一年（1850—1861年），皇後卻未誕下子嗣，但好歹是正宮，鹹豐駕崩後，皇太後之位自然非她莫屬。
然而，慈禧身為新帝同治的生母，母憑子貴，也不可能繼續屈居為貴妃，于是便有了“東”“西”兩宮太後的特例。
正宮東太後無心弄權，加之當今聖上并非自己生子，便将政務與權力一并托付于西太後，史稱“西宮專政”。
同治未至弱冠便早早夭折，西太後隻得扶持胞妹與醇親王之幼子載湉繼位，即光緒帝。
光緒帝四歲繼位，至甲午海戰，已二十有三，卻仍為西太後的政治傀儡。
康有為對這位年輕的君王寄予厚望，孜孜不倦地上書谏言。
廣州暴亂的内幕，康有為早已了然于胸。
兩廣總督極力隐瞞，甚至捏造出子虛烏有的闱姓大盜，但就算能瞞得過朝廷，瞞得過别省，廣州本地人可不吃這一套。
出生于廣州南海縣、大名鼎鼎的“南海先生”，更不可能被蒙在鼓裡。
起義軍裡包括告密的朱淇與越洋而來的陳清，南海縣人不在少數。
即便如此，也改變不了康有為對此番起義的輕蔑：“一幫烏合之衆在廣東小打小鬧，能成何氣候？”“可笑，軍中竟無一舉人。
”
改革應自京師而起——這是康有為的信條。
雖同鄉衆多，但康有為生性高傲，不願結識市井之輩。
唯一談得上略有耳聞的也隻有電報實習生陸皓東，另外就是在澳門與葡萄牙醫生搶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