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在住民衆皆入籍日本。
而條約締結時，不在島上的居民，即便是台灣本土民衆，也無緣做日本國民了，就算是歸鄉，也會被視作入台的清國人，換言之便是“華僑”。
這也鬧出許多烏龍。
例如說，合約簽署期間，兄長赴廈門周邊辦事，弟弟留守家中。
兄弟再次團聚時，互相卻成了外國人。
遑論既非台灣土著，簽約時亦不在台灣的楊心如與陳少白，自然是被視作華僑對待。
一方周折，陳少白相繼與容祺年、吳文秀、趙滿潮等一衆殘黨取得聯系，啟動興中會台灣分會後，便起程返日。
旅途全程倒也不長，卻正巧錯過了滔天造訪孫文。
橫濱諸事畢，孫文便移居東京。
宮崎滔天等橫濱友人引薦的日本政商界豪強大多聚居在東京。
孫文暫落腳于銀座某旅店。
與此同時，清廷猶不死心，通過駐日公使館，要求日政府驅逐孫文出境。
甲午戰争後，駐日清公使便由漢軍旗人裕庚擔任，至今未作更換。
孫文前番逃亡日本時，正逢裕庚上任之初，忙碌于戰敗處理（賠款等），驅逐孫文出境僅為一紙空文，未付諸實施。
而如今态勢，對孫文而言，真正可畏的不是這類“在明”的要求，而是“在暗”的刺客。
所幸孫文長了教訓，再不敢松懈分毫。
即便如此，仍有日本同志向宮崎滔天抱怨：“孫文這厮，吃了回虧，看着也沒長多少教訓！确實，清廷已是強弩之末，但害他之心可分毫未減呀。
”
無論是明謀還是暗計，孫文隻得硬扛。
畢竟日本政界，在處置孫文的問題上，也并非一緻保持中立，甚至有觀點将孫文視作“籌碼”，必要時，随時可以遣返清國。
孫文給自己另取了個日本假名——中山樵。
追溯此名的來源，某日，孫文一行人散步于日比谷公園。
孫文發現路邊一棟豪宅的門牌為“中山”，忽然好奇，筆談問滔天道：“‘中山’這個姓氏，在日本算得上稀罕嗎？”
“爛大街的姓氏了，比我的姓氏‘宮崎’還常見。
這棟宅子的主人是中山侯爵。
另外，乞讨竊賊之輩，姓‘中山’的也不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