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難怪李中堂能一眼看透結局。
帝黨，也就是維新派，剛一交鋒，便苦于人才不足，要從各地方召集維新人士上京支援。
而維新派的一舉一動都在守舊派的監視之下，他們不過是待宰羔羊罷了。
守舊派魁首西太後讓現任直隸總督王文昭接替翁同龢，接任軍機大臣。
于是，直隸總督位置就空了出來，西太後将此重任交給了她的心腹——榮祿。
榮祿是正白旗人，年長光緒帝足足兩輪，卻是其表兄。
直隸總督掌握了李鴻章一手栽培的北洋軍。
這一調任，讓守舊派從此有了兵權。
維新派危在旦夕，康有為早有察覺，卻自恃有皇帝撐腰，不為所動。
但他忘了一點，當今聖上，也不過是西太後一手扶持的傀儡。
這也怪不得他，維新派這夥“小臣”多是坊間出生，一朝入朝為官，哪曉得這紫禁城裡的規則。
待到敵人手握長刀了，才曉得大事不妙。
此番變法僅曆經103天便早早夭折，曆史上稱為百日維新。
康有為入朝短短數月，便以皇帝之名頒布了一百多份“變法诏”。
可惜這一張張薄薄的紙片，可無法貫穿士兵的胸膛。
說來也可笑，變法派之中，康有為以正六品穩居“小臣”之首，他還推薦自己的愛徒梁啟超為“譯書局”主事，也是個六品官。
“小臣”中，唯獨黃遵憲被任命為按察使，正三品，是個實職，但任職處為德意志公使館。
那時，德意志正觊觎膠州灣租借權，最忌諱交涉方是個愛國人士，自然不肯應允。
也湊巧，黃遵憲卧病，無法赴任。
另一位卧床的變法同志譚嗣同，帶着病便上京任職，不愧是湖南的铮铮男兒。
9月5日，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上任軍機章京。
西太後從博弈開始便運籌帷幄，任變法派如何風生水起，隻要将榮祿扶上直隸總督的位子，便是一招制敵。
榮祿在與友人的攀談中，曾這樣說道：“這個把月，任由他們鬧騰吧。
待把咱大清捅出個窟窿，到時，自有人會收拾他們。
”
光緒帝沒什麼愛好，唯獨熱衷于批閱奏章，從中可識當前局勢。
上奏者是洋務派、守舊派，抑或變法派，依呈奏内容，便可一目了然。
說到洋務、變法兩派的區别，前者緻力于西方技術，而後者則熱衷設立議會。
變法派緻力于效仿日本明治維新，實現君主立憲，所以也稱作“維新派”。
封疆大吏大多屬洋務派或守舊派，唯獨湖南巡撫（省長）陳寶箴，是個堅定的變法派，光緒帝也視其作臂膀。
想必是那陳寶箴一早便看透此次變法兇多吉少，如今先參康有為一本，若日後變法失敗，也算功勞一件。
這一日，光緒帝閱讀了陳寶箴呈上來的折子，心中頗為難。
陳寶箴在折子裡極力批判康有為的著作《孔子改制考》。
若僅是學術性批判倒也罷了，折子裡處處透露着一個更為嚴重的信息——康有為沒落……
朝臣之中，工部尚書孫家鼐雖是洋務派骨幹，卻力挺變法，同樣也是光緒帝許以心腹之人。
但他最近的上奏，也令光緒帝頭疼不已——彈劾康有為。
但凡天災将至，有感應的生靈動物總會奔走逃散。
栖息于朝野的官員們，眼下已經意識到康有為便是那災厄之源，紛紛避之若浼。
這場帝、後之争，以帝黨的慘敗而落幕——同年9月11日，西太後[此處略有誤，應為光緒帝，乃是康有為向光緒帝推薦了袁世凱。
]宣榮祿麾下袁世凱進京，在此之前，聶士成已率武毅軍駐紮天津，董福祥所率甘軍也在北京附近長辛店駐紮。
隻消榮祿一聲号令，京城頃刻便會被大清有生軍隊包圍。
就在這山雨欲來的時刻，早在同年6月就已退下首相之位的伊藤博文，竟以旅行之由現身天津。
坊間對此謠言四起：李中堂與俄國密交過甚，伊藤首相此行的目的是牽制清俄關系，企圖在清廷中培養親日派，以對抗西太後、李鴻章為首的親俄派。
朝野之中的有識之士聞此内幕，不由扼腕：可惜，可惜！若是伊藤首相能早來一年，何至如今！然而，他們都表錯了情，伊藤此行的另有目的。
守舊派安插在變法派中的卧底李盛铎，奉榮祿之命，上書奏請光緒帝出席天津閱兵。
這是赤裸裸的鴻門宴。
光緒帝若現身閱兵，又如何能全身而退？要知道，遠在天津，皇帝身邊無禦林軍，而所閱之兵全聽從榮祿指揮。
這時，民間又有傳言了，說光緒帝病重，甚至謠傳康有為下毒弑君。
而事實是，西太後欲取光緒帝性命，不受控制的傀儡，自然就沒有利用價值了，但她又不願扛弑君惡名，便有意散播此謠言。
守舊派宣布了天津閱兵，維新派這才慌了。
後黨與軍隊的動向，令光緒帝如坐針氈，一連發出幾通密诏求援。
第一封密诏發于七月二十九日（公曆9月14日）：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
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谏，太後更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