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會”倒是成了變法派的避難所。
唐才常所主導的自立軍起義因糧草供給遲遲不到位，一拖再拖，終究是露出了破綻，遭清廷一網打盡，唐才常也未能幸免。
湖廣總督張之洞當即将一衆起義軍就地處決，受牽連者逾千人。
嚴格來說，将自立軍歸屬于保皇會門下是有些勉強了。
保皇會的“首席掌櫃”梁啟超早先曾擔任長沙實務學堂總教習。
梁啟超轉戰上海後，唐才常接任這位置，此前，唐才常甚至未見過康有為。
如此說來，保皇會為康有為“私黨”，而唐才常僅僅是一名無歸屬的“變法志士”罷了。
事實上，當時敢于高調宣揚變法的，放眼全國也隻有湖南一省而已。
唐才常之所以甘願屈居康有為門下，緣由很簡單——軍資。
但直至起義失敗，康有為也未資助過自立軍毫厘，即便是有，那也僅僅是毫厘。
大陸軍情火急，面對一封封求援信，遠在新加坡的康有為卻緊攥腰包：“‘勤王’？笑話……打着‘勤王’的名頭，打的無非是我腰包的主意，怎能讓你們這幫‘僞勤王’搶了風頭！”
一場萬事俱備的起義，便是這般讓康有為硬生生地拖垮。
這還真不是康有為小肚雞腸，就拿隸屬自立軍的秦力山來說吧，他曾赴天津勸說義和團領袖在口号“扶清滅洋”中删去“扶清”。
不料義和團聞此請求，竟認定秦力山等人為“二毛子”（指的是西化中國人），欲行加害。
秦力山才連夜潛逃回漢口，為保命，這才不得已投了自立軍。
康有為也放出話：“天下‘僞勤王’者聽好了，莫要再自讨沒趣。
我康某人也是九死一生之身，不是你們能騙得的！”
保皇會的“秘密金庫”一向不設明賬。
據朱和中所著《歐洲同盟會紀實》記載，新加坡富商丘菽園曾以資助起義為名，豪捐三十萬兩，然而，唐才常實際收到的資助不過兩萬兩。
坊間謠傳，康有為從中昧下了不少好處。
謠言不無道理——家産早被清廷查抄，贊助者丘菽園也在數年後破産，康有為卻仍錦衣玉食，生活闊綽，這也怨不得世間會質疑。
1900年8月22日，唐才常在漢口受刑。
同日，孫文在橫濱港登上了遠赴上海的客輪。
六天後，客輪抵岸，但港口戒嚴，此時登岸無異于羊入虎口。
孫文隻得原路折返，白跑了這一趟。
國内形勢愈發嚴峻，革命派把視線放在了台灣，畢竟那地界眼下由日本管轄，清廷也是鞭長莫及。
9月28日，孫文登陸基隆。
早先，台灣總督兒玉與民政長官後藤便承諾會施以援手，但天不遂人願，就在兩天前，日本山縣有朋原内閣集體下台，以伊藤博文為主的新内閣改變了對清方略。
縱觀時局，眼下擺在日本面前的有兩條路：
第一條，清朝廷積重難返，不再指望。
當下應促使中國南方數省獨立，扶持以孫文為主的新政權，這是兒玉首推的方略。
第二條，守舊派雖落馬，但隻要有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支撐，清朝政權便一息尚存。
比起新生政權，老朽政權更易掌控。
此為伊藤博文的見解。
要知道，眼下的話語權由伊藤把持。
他複任首相不久，便禁止與反清組織接觸，更别說派遣軍事顧問。
孫文算是醒悟了——求人不如求己。
前番起義所準備的軍火武器，一槍未發便借給了菲律賓用作獨立運動。
反倒是日軍參謀部資助的那批軍火，起義失敗後，便暫擱在三井物産旗下的“布引丸”号上。
誰承想，這艘貨船年久失修，盡葬身于甯波潮。
菲律賓方面多番向日求援，中村彌六議員繼而資助了六萬五千日元。
隻怪菲律賓獨立勢力不成氣候，隻局限于小打小鬧，現成的軍火也隻得扔在倉庫裡吃灰。
菲獨立運動領袖阿奎納多是重義之人，聽聞孫文需要這批軍火，便悉數償還了。
可悲的是，吃了幾年的灰，這批槍支彈藥大多成了無用的廢鐵。
想要“求己不求人”談何容易。
所幸，“惠州起義”的準備工作還算有所進展。
此次起義的“總掌舵”鄭士良，是孫文在廣州博濟醫學院求學時的校友。
孫文逃離香港，鄭士良獨自回到故鄉惠州淡水鎮，創辦“同生藥房”，專用作與三合會碰頭的地下據點。
他深谙武藝，除出售藥材外，還兼着處理一些簡單的跌打損傷。
鄭士良與孫文同是天主教徒，升學入博濟醫學院前，曾求學于廣州“禮賢學校”，這是一所德意志教會創辦的教會學校。
鄭氏一族與三合會頗有淵源，在廣州經營多家武館。
鄭士良自記事起便混迹于幫派之間。
起義的第一站暫定三洲田，三合會人員陸續在周邊聚集。
起初還能掩人耳目，但人數增加至五六百，難免會走漏風聲。
清廷得知亂黨聚集于此，卻難以明确人數多少，不敢輕舉妄動，隻得在數裡外埋伏。
兒玉的支援是盼不上了，阿奎納多饋贈的武器彈藥又是一堆破銅爛鐵，三洲田方面起義軍隻能先行解散，再等上頭命令。
惠州無電報設備。
鄭士良隻得将軍隊托付黃福指揮，獨自赴港與孫文聯系。
孫文得信後，怕用電報交代不清，還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