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淩駕六部堂官。
但論影響力，終究還是遜色于手握兵權的各地總督、巡撫一籌。
這樣的“地方霸權”帳下，無一例外地供養着數名甚至數十名紹興師爺。
他們負責收集整理當下情報，包裝以自己的才學見識，“上達”給雇主。
紹興師爺多出自名門，雖寄人屋下，卻不受管制。
高官們多少對其身後勢力有所顧忌，對“紹興”二字，既是青睐，又是戒備。
史氏一族至史堅如祖父一輩，便移籍廣東。
那年月，因結婚等諸多緣由背井離鄉、移籍他鄉也不算是稀罕事。
終于，史堅如在東京見到了憧憬已久的孫文，兩人促膝談天下局勢。
年輕的史堅如，不禁為這位革命領袖所傾倒。
其實，“廣州爆炸案”尚有一個未解謎團——先前也提過，此次事件目的不在暗殺清官員，而是為孫文一衆的戰略轉移打掩護。
但事實上，醞釀已久的“惠州兵變”臨時取消。
革命黨上層給出的解釋是彈藥不足。
其實，還有一個更為緻命的原因——日本拒絕施援。
兒玉先前向孫文許下的支援，卻因京師政變（一說因伊藤訪京）而臨時變卦。
“外援難盼……”10月22日，鄭士良得信後扼腕歎息，不得已将起義軍遣散。
事後，他自然不忘将消息告知廣州同志，那時距“廣州爆炸案”還有六天之多。
這便叫人費解了——史堅如明知形勢有變，為何還要一意孤行，實行原計劃呢？
這位年輕人的心思不難猜——花了好些工夫才挖通地道，炸死個狗官，就當給清廷一個教訓也好……确實，這一聲驚雷讓清廷一時間人人自危。
史堅如獻身革命，被稱作“第二健将”。
其實，還有一人也擔得起這名頭，此人便是先前提過的唐才常。
唐才常籍貫湖南，與長他兩歲的譚嗣同是打小的摯友。
譚嗣同受康有為之邀赴京，見變法派式微，便一通電報到長沙，喚唐才常上京增援。
唐才常知發小有難，連夜便收拾細軟，趕赴京師。
然而他才抵達漢口，便傳來變法夭折，摯友遇害的消息。
唐才常悲憤交加，作詩道：“千古非常奇變起，拔刀誓斬佞臣頭。
”
摯友已故，他立馬返回湖南，妥善安置了家人，由上海登船，先後途經香港、東南亞，最終抵達日本。
在那兒，他結識了犬養毅等一衆日本志士，進而又返程東南亞，拜訪了摯友的恩師康有為。
此番拜訪，唐才常也談及了“兩派聯盟”之事：“興中會日漸勢大，康先生可有與孫會長合作之意？”
康有為倨傲道：“建議本人同那幫草莽之徒攜手者甚多，吾之答複，想汝必有所耳聞，何必多此一問？”
唐才常共鳴于孫文的革命思想，卻也不忍見曾經的變法派領袖故步自封。
倒是孫文，聽說康有為仍然執迷不悟，搖頭苦笑道：“莫非他還自恃那‘帝傅’的身份？士大夫呀士大夫，将虛名看得比性命還重。
”
“帝傅”也就是俗稱的帝師。
康有為平日裡談不到兩句，便會捧出這兩個字來賣弄。
在他眼中，“帝傅”可算是皇帝的“監護人”，其分量遠遠淩駕六部堂官、封疆總督。
唐才常與譚嗣同交好。
由于這層關系，世間多誤解唐才常為保皇派，還稱他為保皇會中唯一的武裝起義分子，其實不然。
唐才常赴火奴魯魯前，康有為曾設宴為他餞行，同時還邀請孫文、陳少白、宮崎滔天等一衆革命分子。
席上，孫文熱情地向唐才常介紹了分布在長江流域的興中會成員。
唐才常旗下有屬于自己的組織。
他曾在上海成立名為“東文譯社”的日文學校，實則是作為起義據點。
學校的幌子裡，潛伏着名為“自立會”的起義組織。
會章很“中庸”，主張在貫徹君臣之儀的前提下，廢滿立漢。
“勤王”口号是萬萬丢不得，除非是不想要康有為的經濟援助。
“廢滿”也得喊着，得保持在地下組織中的話語權。
單單是圍繞這章程，“機會主義者”唐才常便與“教條主義者”畢永年通宵争辯了一通。
唐才常很懂變通：“當務之急是什麼？兵馬！糧草！沒人，沒錢，談何制敵？忍一忍，待進了那金銮殿，再做争論不遲。
”
畢永年是死腦筋，油鹽不進，氣急敗壞道：“我管你今後如何，總之有‘勤王’，就是不行！”
“永年呀，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你又不是不懂。
”
“忍，忍，忍！你們就曉得忍！再這麼忍着，還不如一刀抹了脖子來得痛快！”
唐才常笑罵道：“你要抹便抹去，别拉我整晚在這兒浪費唇舌！榆木腦袋！你以為‘勤王’這口号能喊多久？”
“此話怎講？”
“有王，則勤之，若王‘沒’了呢？”唐才常的笑容别有意味。
“不談了，不談了！我還是先讓自己沒了吧！”畢永年說完，甩門而去，留下唐才常一人搖頭苦笑。
當時，另有一個名為“中國國會”的進步組織也如日中天。
其會長由人稱“留美學生第一人”的容闳（chuǎng）擔任。
副會長之職責請到了《天演論》譯者、名聲在外的翻譯家嚴複。
唐才常也受邀擔任總幹部一職。
維新破産後，地處租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