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又名《中國報》，為革命派在香港之陣地，陳少白擔任主編。
其“敵陣”為保皇會操辦的《商報》。
海外華人誤以為兩派是一家，同時加入兩派者不在少數。
就連孫文的兄長孫眉，也是那保皇會的挂名幹部。
直到1900年，兩派再容不得“劈腿會員”，這一态勢才稍稍得緩。
鄭士良屍骨未寒，1901年9月，清廷簽署《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處死“戰犯”數百名，且賠款八國總計白銀四億五千萬兩。
要知道，當年清廷的一年歲入，上億都成問題，如何能一次償清？八國也不強人所難——既然無法一次付清，便分期三十九年，利息按年利率四分計算。
這算盤打得響，四億五千萬兩，四分息，三十九年，連本帶息至少九億八千萬兩。
十年後清朝覆滅，新上台的民國政府仍得繼續填這個無底洞。
有關稅作保，八國可不愁拿不到賠款。
一直到1940年（昭和十五年），這個無底洞才被填滿。
賠款還不算完，《辛醜條約》還要求清廷進行改革。
“改革”不就是“變法”換了個說法？清廷剛處決了變法先鋒“戊戌六君子”，卻得去繼承他們的“遺業”。
那如何處置變法領袖康有為？是否為其平反？——答案是否定的。
清廷仍喚康有為做“康逆”。
清廷在西安頒布《辛醜變法诏書》以自圓其說：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
清廷中樞的官老爺們，竟連區區義和團也掌控不得，可謂顔面掃地。
自此，清朝之實權，逐漸轉移至漢人出身的各位封疆大吏手中。
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共同呈奏變法事宜，因湖廣自古有“楚地”之稱，此奏疏又被稱作“江楚會奏”。
第一封奏疏呈奏于1901年7月12日，大概内容有以下三條：廢科舉，設學校，派留洋。
孫文看到《江楚會奏》的報道時，尚未聽聞鄭士良猝死的噩耗，還暗自思量道：“學校，留學生的時代終于到來……距下次起義尚有時日，學生那頭便暫時交予弼臣（鄭士良字）負責。
”
1901年，新世紀開端，孫文是沒閑情感受那新氣象了。
正月，楊衢雲遇害，僅僅是革命大業受挫的開始。
這一日，孫文在橫濱的“監護者”溫炳臣邀孫文道：“南方先生邀我們至和歌山一遊，孫先生意下如何？”
溫炳臣為多德韋爾商會買辦。
買辦一職，非洋商絕對信賴者不能擔任。
就說前番在香港對革命派慷慨解囊的李紀堂，便是日本郵船之買辦。
洋商欲在中國開展貿易，出于對華商信譽的質疑，隻願對接買辦。
買辦便在中、外商人之中協調周旋，收取些中介費。
溫炳臣這是在邀孫文一塊去拜訪南方熊楠。
其實早在去年，南方熊楠自倫敦回國後，便聯系了孫文。
說來也好笑，南方自歐洲回國，卻趕上家業破産，自此後便倚仗其弟常楠的接濟過活，沒有閑錢去橫濱拜訪孫文。
南方熊楠可是孫文在英期間難得的摯友。
孫文忙應允道：“要去，要去，還請溫兄為孫某打點出行事宜。
”
溫炳臣點頭：“要不要跟警署那邊打聲招呼？”
“其實不用我們去求援，他們也會暗中護孫某周全……但如今非常時期，還是與他們招呼一聲吧。
”
何謂“非常時期”？楊衢雲慘遭橫禍，孫文首級的賞金更勝于其數倍，即便是身邊販夫走卒，為求财，難保不會铤而走險。
如今，孫文的一言一行，盡在日本政府的監控之下。
此次拜訪南方之行的始末，日外務省自有詳細記載。
孫文遲遲未從楊衢雲之死的陰影中走出，此番與南方久别重逢，對消沉的他來說，無異于“強心劑”。
兩人依舊以英文交流，仿佛回到當年的大英圖書館。
同行的溫炳臣身為買辦，自然精通洋文，也時不時插上兩句。
熊楠自倫敦與孫文一别，好久未像這般相談甚歡。
畢竟，願意與他探讨菌類的友人，怕隻有孫文獨一份。
兩人一聊起菌類，在一旁的溫炳臣便識相地閉上嘴，笑眯眯地旁聽。
南方熊楠的好記性僅用在感興趣的事物上，至于讓他興緻缺缺的人與事，哪怕是一絲心思也不願往上花。
就拿溫炳臣的名字來說，熊楠喚錯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