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日本，還記得，當年衆同志準備從日本回國迎戰惠州時，犬養毅與頭山滿等日本志士，還專程舉辦了一場“楊衢雲、孫文、鄭少白歸國壯行會”。
隻不過，就是那一趟日本之行，讓楊衢雲不得不将會長之位“讓賢”于孫文。
對這點，他至今仍如鲠在喉。
孫文力勸楊衢雲赴日避難，并經會上商議，願負擔這位前會長赴日的全額差旅費。
然而好心辦壞事，這一舉措倒讓楊衢雲争起了一時意氣：“投身革命，一死又有何懼？我在香港開洋文學堂，再不濟也能蓄妻養子，如何能動用革命資金到海外逍遙快活？”
楊衢雲出生于越南，十六歲才重歸故鄉福建，補習了整整五年的漢語言後移居香港，就職于當地造船所。
後因事故被削去三根手指，再不能從事技術工作，開始苦學英文，投身英文教育，并先後輾轉于招商局與外資商社。
在港謀生期間，楊衢雲親身體驗了洋人對同胞的欺辱與壓迫，即與友人共創輔仁文社，宣揚“種族思想”，後融入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鑄就了如今的興中會。
兩派之所以能融合，楊衢雲摯友、位列“四大寇”的尤列起到了關鍵作用。
有英領香港警察庇護，香港成為“反清分子”的避難所。
鄭士良與楊衢雲的“反清罪行”已路人皆知，又這般肆無忌憚地在眼皮子底下晃悠，清廷怕是恨不得将其挫骨揚灰。
兩人自知為“國家公敵”，自然謹慎小心，但仍然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刺客陳林也不磨叽，直截了當，一招得手。
這一日，楊衢雲像往常一般在結志街五十二号二樓教授英文，誰能料想刺客陳林不躲藏、不埋伏，在衆目睽睽之下踹開教室門便是一槍，正中楊衢雲要害。
估計他在先前仔細踩過點。
待衆人反應過來時，他已沒了蹤影，當日便逃至廣州。
行刺後，友人勸陳林三思而後行：“你苦兮兮地為清廷賣命，就不怕清廷為撇清幹系，卸磨殺驢！”
陳林冷笑道：“富貴險中求嘛。
幹咱這行，不把腦袋系褲腰帶上，哪盼得上飛黃騰達呀……我可是忍痛将一半賞錢贈予某位大人物打點關系，有了這層保險，我可高枕無憂……”
清廷承諾“取楊衢雲首級者，賞銀三萬兩，封千總”。
這“千總”并非虛職，可是正兒八經的南石頭炮台編制。
楊衢雲掙紮了一夜，翌日早間才咽氣。
暗殺當日為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901年1月10日）。
事後，清廷如實地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但還不到一個月，陳林的宅子久遭查抄，并被“搜出”謀反物證。
後得知，是清廷派遣在刑竊賊暗中将謀反信件藏入了陳宅之中。
可憐陳林，終究難逃“走狗烹”的命運，被射殺于任職的炮台之下。
遠在東京的孫文得知楊衢雲遇害，特赴橫濱舉辦追悼會，并籌集一千兩百元義捐，以贍養楊家遺族。
興中會有兩座山頭，分别為旨在革命的“孫派”與原輔仁文社成員組成的“楊派”。
孫、楊二人的會長之争，自合并起便未停歇過。
孫文起初為緩解兩派矛盾，主動将會長一席讓給年長自己五歲的楊衢雲。
照理說，這楊衢雲仗義豪爽、為人坦蕩，雖身無大志，卻也配得上會長一職，然而三會合并（三合會、天地會、興中會）之時，衆人一緻推舉孫文為總會長，且革命派活動頻繁，這逼得楊衢雲隻得退位讓賢。
他退居二線後，仍默默為興中會奔走操勞，甚至願意涉險詐降。
孫文對這樣一位同志的犧牲倍感惋惜。
誰能料想，七個月後，孫文更是痛失一視若臂膀的同志——鄭士良。
惠州一役，鄭士良統籌前線大局，已然心力交瘁。
為随時可以與孫文取得聯絡，他先後幾番往返清廷控制地帶，戰戰兢兢數十日，撤回香港時，其肉體與精神已瀕臨崩潰邊緣。
某日，鄭士良與《中國日報》記者在瓊林酒樓暢飲後，一同返回位于永樂街的報社。
記者們開了門，回頭招呼鄭士良，卻發現其癱倒在黃包車上，已然咽了氣。
警方未在屍首上發現外傷，便将死因判定為“腦溢血發作而亡”。
然而，坊間有謠傳說，某友人在贈予鄭士良的食物中下了毒。
這位友人的姓名甚至也被挖出，叫鄭夢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