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驚天革命事件正在醞釀——留學生謀劃于1902年4月26日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事件的總策劃人為國學大家章炳麟。
1644年4月26日（農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
1661年（辛醜年），吳三桂擒拿住永曆帝，距今整好二百四十二年[參考一些曆史文獻，此紀念會名稱是以“南明”政權崩潰推算，日期則選為崇祯帝殉國之日。
]。
明眼人瞧得出，章炳麟這是在含沙射影追思亡明。
章炳麟年少孫文三歲，卻年紀輕輕便被推崇為“國學大師”。
章炳麟緻力鑽研國粹，曾參與《時務報》主編工作，卻因理念與“公羊學派”梁啟超相悖，離開報社，一度成為張之洞帳下幕僚。
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避難台灣，後流亡至日本。
時任駐日公使蔡均聞知此事，要求日外務省即刻叫停這場不知所雲的“亡國”紀念會。
即便公使不開口，日本政府也不會由着異國人在自己的地盤上為所欲為。
神樂坂警署先後傳喚了十名集會組織者。
發起人之一馮自由，有幸旁聽并記錄下了章炳麟與警署長之間的問答：
署長：你是清國人？
章：清國為何物？餘等為支那人！
署長：可有官職？士族？庶民？
章：遺民爾。
日方高層都勒令解散了，人在屋檐下，組織者也隻得收手。
但消息已放出，集會當天，在計劃用于會場的上野精養軒附近有數百名留學生滞留，警方驅散還費了好大工夫。
孫文自然不願錯過這場好戲，連夜趕至上野會場，哪承想白跑了一趟。
他索性就近在精養軒就了餐，折返橫濱，聯系衆同志，在橫濱永樂樓“補辦”紀念會。
第一發起者章炳麟自然出席了此次補辦集會。
除此，會議還邀請了自立軍幸存者秦力山等人。
章炳麟在策劃集會前，不忘征得孫文與梁啟超兩位華人代表的應允。
事後，梁啟超曾至信章炳麟，囑咐其切勿對外宣揚自己的名字。
“清”這一國号逐漸遭抱有民族意識的中國人所唾棄，被取自佛典的“支那”取而代之。
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印度王曾詢問三藏法師，支那國若何？其後，随中日關系遇冷，“支那”一詞才帶有了歧視意味。
遙想盛唐時代，日本“遣唐使”千裡迢迢赴唐求教，如今風水輪流轉，留學生們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但甲午慘敗擺在案前，泱泱中華不敵這蕞爾小邦已成事實。
我大清僅在軍事上略輸一籌爾——“武備學生”們帶着這般自我麻痹的想法，不情不願地湧入了日本。
日陸軍省暫将留學生們安排于“東京成城學校”，接受進入士官學校前的預備教育。
這所五年制學校特意增設了留學生部。
并于1903年更名為“振武學校”。
自此，學校再不受文部省管轄，而是直屬參謀總部。
因橫穿西伯利亞聞名的福島安正少将上任首任校長。
學校創始之初，學業僅十九個月，後改為三年。
畢業生被分配至各聯隊實習後，方有資格升入士官學校。
早在1898年，北洋大臣裕祿便計劃派遣六名海軍學生赴日留學，但日本海軍兵學校卻不願錄取外國人。
一番交涉下來，日方放寬政策，同意讓清國學生在日本商船學校接受普通教育後，安排其到各海軍校實習。
然而，申請者還不到三人。
赴日留學遇冷，不完全歸咎于日方的排華态度。
早在1875年，福州船政學校便與英吉利海軍大學建立了合作關系，英吉利才是留學生心目中的首選。
日本方面，留學預備學校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如專門為留學生提供日語教育的宏文學院。
後世文豪魯迅便是經由此校升學入仙台醫專（現東北大學醫學部）。
高楠順次郎創立之日華學堂秉持少數精銳主義，曾将三名被海軍兵學校拒之門外的留學生成功送往東京帝大。
另有明治大學旗下之經緯學堂、東斌學堂等知名預備學校。
除此，政法大學、早稻田大學、實踐女子大學等名校也紛紛創立清國留學生部。
在兩國政府的支持下，自1902年起，赴日留學生數量呈幾何式增長，無論是革命派，還是保皇派，都再不能無視這股新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