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常把一句抱怨挂在嘴邊，叫“任公一過，寸草不生”。
也難怪，他費盡唇舌招攬來的寥寥幾位同志，竟相繼倒戈，進了保皇會，甚至還反過來勸說孫文：“逸仙先生寬心，我等生為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加入保皇會，僅是一時從權，為保家人不受牽連罷了。
先生家中亦有妻小，不妨也……”殊不知，孫文遠在夏威夷的家人孫眉，早已是保皇會幹部。
加之，保皇會主刊《新民業報》以及其前身《清議報》不時發表激進的革命言論，導緻日本興中會成員銳減，轉陣營至保皇會。
梁啟超手段之高明可見一斑。
倔強如孫文也不得不服輸：“孫某甘拜任公下風，隻恨曹營無卧龍。
”然而這份挫敗感不一陣兒便煙消雲散，随着留日熱潮逐漸升溫，思想先進的留學生紛紛投向興中會陣營。
清廷苦心培養出國的留學生，竟成為亂黨陣營的“儲備人才”，尤其陸軍學生群體是重災區。
清廷隻得規定留學者必須有公使館出面擔保。
留學生群體的“扛把子”吳敬恒自身并非是留學生。
吳敬恒為江蘇無錫人，卻帶領着數十名廣東籍留學生，以“成城學院拒絕錄取”為名，至公使館示威抗議。
公使館沒法子，隻得允許日方警察進館拿人。
于是吳敬恒被捕，并被遣送回國。
說來也湊巧，被日本政府遣返的吳敬恒在法國客輪上，偶遇視察歸國的蔡元培（後北大校長），兩人曾在南洋公學（後交通大學）共執教鞭。
吳敬恒若随客輪直接回天津，怕是羊入虎口。
所幸，客船停靠了上海，兩人登岸便藏身租界内，清廷也是鞭長莫及。
追溯孫文的1902年，除卻年頭與年尾的小段時間，其餘時日都是在日本島内度過。
1月28日，孫文乘“八幡丸”号至香港，“五年入港禁令”已到期，但香港仍非久留之地，他流連六日便匆匆返日了。
4月忙于操辦“亡國紀念會”，7月随宮崎滔天出遊岡山後樂園。
12月，孫文受法領印尼總督杜美相邀，赴越南參觀河内世博會。
法國政府刻意交好中國次代政權候補，可見清朝政權時日無多已是國際共識。
香港陳少白與孫文會合，同往河内。
陳少白臨行前，收下了同志李紀堂贈予的兩千元做餞别。
李父于去年辭世，李紀堂可名正言順地自由支配家中财産。
輔仁系骨幹謝缵泰素來與孫文不對付，楊衢雲遇害後，他極力推舉年長孫文三十八歲的容闳接任會長。
容闳現年七十有三，早年畢業于耶魯大學，曾先後擔任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顧問”，現居美利堅養老。
謝缵泰曾至信委托容闳争取美國政府的同情與支援，在落款于9月22日的回信中，容闳表示自己将竭盡所能。
謝缵泰出生華僑家庭，其父謝日昌為三合會骨幹。
謝父與洪秀全之族侄洪全福交好。
有謠傳說洪全福乃洪秀全的三弟。
如今距太平天國覆滅已有四十載，天京淪陷後，洪全福流亡至外國客輪上做夥夫，躲過了清廷的屠刀。
孫文在停泊于香港的客輪上，等待與陳少白碰頭之時，李紀堂攜兩千元現金前來送行。
他是日本郵船買辦，進出外國船舶自然是暢通無阻。
背着孫文，謝缵泰将李紀堂拉到一旁，囑咐道：“切勿說多餘之事。
”謝缵泰刻意要對孫文隐瞞這“多餘之事”，陳少白作為孫文的左膀右臂，更不可能得知。
還有片刻便要起航，李紀堂在甲闆上與孫、陳兩人話别……
信奉基督教的陳少白無力地感慨道：“唉，這一晃，明天又是一個平安夜了。
”陳少白在香港創立《中國日報》，一直以來都是親自執筆，與保皇會針鋒相對，可以說是殚精竭慮。
孫文見狀，責備道：“我們這趟去河内，隻為放松。
暫時将任公與保皇會抛諸腦後罷了，不要自尋煩惱。
”
李紀堂忙接茬兒道：“逸仙兄所言極是，正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不說了，不說了，孫先生難得來香港，在下未盡地主之誼，着實有愧。
”
孫文暗覺李紀堂話中有話，但汽笛聲響，不待他追問，李紀堂便匆匆下了船去，辭别時的笑容，越看越覺得怪異。
待李紀堂離船後，陳少白疑惑道：“阿柏的态度，不對勁兒呀。
”“阿柏”為李紀堂的小名。
“少白兄也有所察覺？今日的李掌櫃，确與往常不同。
”
客輪駛往河内，兩人心中之疑窦也就不了了之。
孫文有所不知，香港謝缵泰暗中聯合太平天國殘黨洪全福，正在密謀策劃一次新的武裝革命。
與已故的原會長楊衢雲不同，謝缵泰一向瞧不上孫文——孫文之輩，屢戰屢敗。
即便無他領導，吾等亦能舉大事。
舉兵之日初定為1903年1月28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湊巧撞上了壬寅年最後一日——“除夕日”。
與九九重陽一樣，除夕之日市井喧鬧，便于起義軍暗中行動。
謝缵泰幼年成長于澳洲悉尼，精通英文。
這段經曆，賦予其異于普通人的國際思維。
他看得通透，重陽起義之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在于未争取國際社會的支持。
他在港期間，廣交海外人士，并積極接觸海外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