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醜條約》落地，國門洞開，清廷派遣五名“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出使海外。
五名大臣皆為二品以上官職，此行名為“考察外國政治”，實則是行屈服示弱之事。
1905年9月24日，距中國同盟會成立不過月餘光景，五位大臣計劃乘坐火車至天津，從天津登船，開始此次“考察”之旅。
當時，北京火車站位于正陽門（俗稱前門）附近，按理說，必定是戒備森嚴之地，誰承想車輪還未轉動，一聲巨響，車廂裡便發生了爆炸。
“考察團”中四個随從當場被炸死，兩名大臣負傷。
兩個月後，作案團夥被緝拿歸案。
清當局這才知曉，主謀便是案發當日一同被炸死在車廂之中的吳樾。
要說這吳樾，他最初是站在梁啟超的“立憲”陣營，後轉而仰慕趙吉、楊守仁等革命志士，加入了革命派。
他很清楚，中國若實行“立憲制度”，無異于是在為清廷續命。
吳樾出生于安徽桐城，早先是保皇派專刊《清議報》的忠實讀者，後偶然拜讀鄒容的《革命軍》，變成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并主筆《直隸白話報》。
刺殺“出洋五大臣”，是為了掐滅任何立憲的可能性。
五大臣出行各帶有數個随從，随從各不相識。
吳樾換上了提前準備的官帽與布鞋。
按清官制，有品級之官員，帽頂上會鑲有“頂戴”。
二品以上“頂戴”為紅珊瑚，以下為藍寶石、青水晶、砗磲、素金，以此類推。
有官帽卻無“頂戴”，外加一雙布鞋，為标準的“皂隸”（随從）打扮。
吳樾換上這身行頭，趁亂混入車廂之中。
吳樾藏于懷中的炸彈，是他照着書籍，一步步手工制作而成，自然不配備有定時裝置那樣精密的玩意兒。
那年代，火車在出發前，要進行車廂與車頭的連接，連接瞬間所産生的巨大沖擊力，會讓車廂倒退數米；乘客若未及時入座，會被掀翻在地。
說來，也是造化弄人。
吳樾進入車廂後，坐在随從的座位上，離五大臣還有些距離。
他剛起身，正欲将炸彈擲向五大臣，誰承想剛巧碰上車廂連接，沖擊力直接讓吳樾跌倒在地，引爆了懷中的炸彈……
吳樾與身旁的四名随從當場死亡，五大臣受了些皮外傷，車廂之外，前來話别的大臣伍廷芳被震傷了耳朵。
因此事，清廷不得不将“考察”推遲了三個月，但終究還是順利将五大臣送出了國。
翌年8月，五大臣回國，主張清國最快五年，最遲十年間，必須實行立憲政體。
吳樾自知兇多吉少，留下了遺言。
在遺言中，他認為當今并非革命時代，而是“暗殺時代”，而自己願效仿荊轲之舉。
都提到刺客鼻祖“荊轲”了，由此可見，吳樾不願為自己開脫，大大方方地承認了此舉為暴恐行動：
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為千萬。
革命派與此次暗殺無絲毫瓜葛。
孫文為吳樾的犧牲仰天長歎：取一名清朝巡撫之性命，則要犧牲一名同志為代價。
然一同志死，則革命折損一将，一巡撫死，卻有千萬巡撫代之。
我等同志之性命，絕不可如此賤賣。
所謂的“兩會一心，其利斷金”，隻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場面話罷了。
黃興盡力從中撮合，好歹讓湖南（華興會）、廣東（興中會）聯盟成為現實。
然而劉揆一一句反對，便将華興會部分派系獨立了出去。
至于浙江系組織“光複會”，那是革命組織裡的“獨行客”，估計也是會長章炳麟那獨來獨往的個性使然吧，孫文根本無從下手。
最負盛名的革命女志士，浙江紹興出身的秋瑾，便是“光複會”一員。
那年月，女學生本來就是稀罕貨，女留學生更稱得上是鳳毛麟角。
然而秋瑾卻毅然抛夫棄子，赴日留學。
“孫黃結盟”時，部分光複會成員“跳槽”至同盟會，秋瑾便是其中之一，其後還被推舉為浙江主盟人。
“管束令”事件中，秋瑾也響應号召憤然退學回國。
騷亂平息後，歸國的學生陸續返校，但同時也有部分學生不願再寄人籬下，秋瑾也在其中。
其後，秋瑾與一衆不願返日的同志合作，于上海創辦“中國公學”，但不久後便與陶成章、徐錫麟等人創辦的“大通體育學堂”合并。
“大通體育學堂”的前身是一所坐落于紹興的軍事學院，專為革命輸送戰士。
後為混淆視聽，才搖身一變，成為一所“體育學堂”。
反觀迄今為止的數次武裝起義，領導者總是寄希望于“星火燎原”，徐錫麟對此無法苟同。
在他來看，分散革命力量，無異于自尋死路。
徐錫麟不同于其他留學生，他可是正兒八經朝廷欽點的舉人，原湖南巡撫俞廉三是他的表叔。
在俞廉三的引薦下，徐錫麟從安徽巡撫恩銘那兒撈了個“巡警學堂”堂長的缺。
然而，徐錫麟放着大好前途不要，竟密謀在畢業之日發動起義，還想殺幾個地方大員來祭旗。
起義前線暫定在安徽省會安慶與浙江紹興兩處。
徐錫麟并非同盟會中人。
也就是說，這次起義同樣與革命派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