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裡森早年行醫，多少與孫文有些“同行之誼”。
後轉行做《倫敦泰晤士報》特派記者，其筆下的時評文章，是孫文旅行中的愛讀之物。
尤其是他在1909年9月7日刊載的時評AtonishingWeakness，讓當時在倫敦的孫文不忍卒讀。
文中分析道：袁世凱失勢後，再無與其比肩人物為清國挽回頹勢。
這句話正撓中孫文心中癢處，讓他通體暢快——如今清廷羸弱如此，革命派對新軍的滲入又日見成效，如此以往，何愁革命不成功？
入主中原之初，清政權之支柱為十餘萬“八旗”。
而入關之時，滿人總人口不過幾十萬。
為應對兵力不足的問題，清廷不斷将降服的漢人編入“八旗”，加之已在旗下的蒙古人，“八旗”規模不斷擴大。
然而“八旗”承平已久，耽于享樂，眨眼間便淪落為了徒有其表的“儀仗兵”。
清軍入關第三十個年頭的“三藩之亂”便沒有“八旗”什麼事了，平定叛亂全仰仗漢人“綠營”。
強調一下，這“綠營”可與“八旗”漢軍八竿子打不着邊。
制度使然，久而久之，“綠營”也難堪其用，在“白蓮教之亂”（1795—1804年）與鴉片戰争（1840—1842年）時，便已初現衰弱。
直至“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年），其完全被湘勇、淮勇所取代。
如今，“清軍”早已是名存實亡，漢人将士絕不會同族操戈。
時不我待！然而，如今之阻礙，恰恰是在革命陣營内部……
從表面上看，同盟會之成立，将中國之革命勢力擰成了一股麻繩，然散布《孫文之罪行》的章炳麟勢力，對孫文一派的敵意那是再明顯不過了。
湖南革命勢力的帶頭人黃興，雖甘任副會長輔佐孫文，但因為意見不合所引發的矛盾還是時有發生。
例如，早在同盟會尚未确定會徽時，某日，孫文将摯友設計的“青天白日旗”懸挂于大堂之上，黃興見後勃然大怒：“我大中華竟要效仿日本以太陽為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黃興傾心于廖仲恺設計的“井字旗”，這還得追溯到商周時期，當時實行“井田制”，具體說來，便是将九百畝的田地按照“井”字九等分，外圍八塊農田各分給八家耕種，中間部分劃作“公田”，由外圍八家共同負責耕種。
說起來，這倒與“平均地權”這一會章交相呼應，但孫文唯獨這次是堅決不妥協：“換下‘青天白日’？可以！先踩過孫某屍首，再問問迄今為止，為這面旗幟抛頭顱灑熱血的數萬同志！”
黃興亦拍案而起：“這‘井’字，難道不是那數萬已故同志之心願，難道不是我中華數千年以來追求之夙願？……道不同，不相與謀，黃某薄才，便不給這同盟會添累贅了！”
黃興留下這句話，便拂袖而去。
衆人曉得黃興就是這暴脾氣，也不追趕。
果不其然，翌早，黃興又同沒事人似的出席了晨會。
然而章炳麟全程在一旁看孫、黃二人鬧笑話，後再《自訂年譜》中暗諷：克強怒，發誓脫同盟會籍，未遂，複還。
如上所述，同盟會自成立起，便呈現出廣東香山孫文、湖南長沙黃興、浙江餘杭章太炎三足鼎立之勢。
然好在黃興識大局，會隐忍，與孫文算是一對“冤家摯友”。
尤其是在孫文受多國驅逐，再不能領導革命大局時，黃興站了出來，自願接過孫文肩上的擔子。
孫文雖心存感激，卻不敢苟同黃興的行事方法：克強操之過急了，觀如今形勢，何須再動刀兵？坐觀清廷自生自滅便是了。
清廷病急亂投醫，一連幾劑猛藥下肚，卻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原先，“六部”各由一滿一漢兩名尚書坐鎮。
然而攝政王大手一揮，另外增設七部，且各部堂官減為一人。
最關鍵的是，十三名堂官中，隻有四名是漢臣，其餘九人均為滿臣。
按理說，清政權的當務之急是緩和滿、漢之間的矛盾才對，這節骨眼兒上的一條“抑漢”措施，當真是匪夷所思。
順帶一提，這九名滿臣之中，竟有六名是皇族宗室，曆稱“皇族内閣”或者“親貴内閣”。
孫文的募捐之旅行至紐約，難免要光顧黃二嫂的“一碗面”，說白了，他就好這一口路邊攤兒。
若換做是康有為，高檔餐廳，美酒佳肴，作陪的弟子，擋酒的秘書，那是缺一不可的。
一碗熱乎的湯面剛下肚，孫文還在回味，一男子看似随意地走到他身邊。
孫文也不擡頭看對方是誰，放下筷子，悠聲道：“有何消息？”
男子慢悠悠答道：“好消息沒有，壞消息倒有一條……黃興按捺不住舉事了，卻大敗而終。
”
男人便是那似敵非友的掮客周榕，他沉着臉，将一份報紙扔在孫文桌前。
報上的頭條被打了個記号——中國革命黨之起義再遭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