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區原町的宮崎滔天宅邸。
孫文抵日時，化身為夏威夷紳士“Mr.Araha”，這對于在夏威夷長大的他來說，那是駕輕就熟。
宮崎滔天乍聽聞新來了個夏威夷人，當即便猜到是孫逸仙。
除宮崎以外，接替楊樞的新任駐日公使胡惟德始終掌握着孫文行蹤，自然也不會被蒙騙過去。
後來，胡惟德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再度任駐日大使，可謂是當時的對日外交“第一人”。
果如黑龍會所料，孫文抵日才兩周不到，清公使館便将他趕了出去。
但這趟短暫的日本之行，讓孫文真切感受到“曙光将至”。
在日本期間，孫文會見服部登，兩人久違地聊及兒玉源太郎。
兒玉主張扶孫方略，卻遭伊藤内閣反對，未能付諸實踐。
他時常把一句話挂在嘴邊：猶記得曾經年少氣盛，一言不合便是拳腳相向，但身居高位後，不免要自矜自持，将過去的自己舍棄。
若能一分為二，其一理智自制，其一肆意而為，豈不快哉？
孫文笑問服部道：“服部兄莫不就是兒玉總督舍棄的‘另一面’？”
服部歎道：“或許吧，隻可惜棄者已去。
而孫先生便是兒玉總督未了之‘肆意’。
”兒玉太郎在日俄戰争期間殚精竭慮，雖為日軍争得凱旋，卻于戰争翌年（1906年）病卒。
離日前夕，孫文會面黃興、趙聲二人，共商今後大計。
趙聲為江蘇籍人，任新軍将校，先前提到的倪映典便是其屬下。
三人之意見達成一緻——既是革命，則重在“一舉成功”。
先前數次“不成熟”的失敗之例，于革命大業有害無利，應當終止。
韬光養晦，蓄勢待發，方為上策。
6月25日，孫文赴新加坡途中，船經香港，香港當局當即下令将孫文拒之門外。
那時，孫文之母楊夫人正卧病于香港，由孫眉照顧。
孫文思母心切，卻登岸不得，隻得在甲闆上翻開日記本，寫道：“今年的農曆六月十三日，是新曆七月的……十九日……唉，母親的八十三歲壽辰，兒子又要缺席了。
”
然而楊夫人正是7月19日，也就是其八十三歲壽辰那日撒手人寰。
孫文聞知噩耗時，心中之悔恨可想而知。
此次日方“驅逐”孫文的手段，更是客氣非常。
先是橫濱警察署長親自“勸退”，孫文赴東京登船時，不僅享受正常出國待遇，更得陸軍大臣批準，在東京休整了數日才出發。
孫文不免受寵若驚——看來，日方政要也看到清廷氣數已盡。
反觀拒孫文于香港門外的港英當局，其對清政策不免太過于保守。
同年11月，孫文于越南秘密召開革命會議。
會議上，他再度強調革命切勿要意氣用事，無論是暗殺攝政王，還是營救汪兆銘，都是不智之舉。
“也虧得有人懂得審時度勢，放汪兆銘一條活路，同時也為自己鋪得一條後路。
”
“您說的可是那肅親王？”黃興問道。
孫文搖頭：“若無攝政王本人授意，肅親王如何敢擅做決斷？”
眼下的越南也非久留之地。
不僅是法領越南，英吉利所轄東南亞殖民地，乃至澳大利亞，都以“妨害地方治安”為由，嚴禁孫文入境。
孫文對此不怒反笑，各殖民地政府雖聽從清廷的意思，将自己驅逐出境，但純粹是不想與清廷撕破臉皮，實屬無奈之舉。
——萬事俱備，隻欠時機。
——如今之革命環境，與孫某最初舉事時相比，何止友善百倍。
在越期間，孫文将下一次起義提上綱程，初計劃以廣州新軍為主力，趙聲、黃興各率一軍，分别自江西、湖南，向南京、湖北進發，途中與長江流域各省起義軍會合，一舉北伐。
孫文乃是流民身份，再不能在東南亞公開開展革命活動，隻能躲在幕後，将募集軍資的工作委托黃興、胡漢民、鄧澤如三人，與新軍的聯絡事宜則交由趙聲去辦。
同年12月初，孫文自越南起程赴歐洲，由巴黎中轉，于次年1月19日抵達紐約。
歐美諸國的募捐形勢一片大好，尤其是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市，當地華僑籌得三萬港币資金，悉數捐給香港同盟會。
同樣在多倫多與蒙特利爾，變賣家産捐款的華僑不在少數。
不僅是少數華僑資本家，在外打工的唐人也感于孫文的演講，紛紛捐出數月的工錢。
自舊金山至溫哥華，一路上孜孜不倦地募捐、演講。
場場座無虛席，無論刮風下雨。
孫文行事低調，出門在外不愛帶秘書、保镖，走南闖北，通常隻有幾本愛書相陪。
保皇會就不同了，但凡出現在公衆視野中，沒有一次不是衆星捧月。
最難得的是，孫文雖身在海外，卻每時每刻都心系祖國形勢，收集情報，并加以分析。
孫文的情報源，是他最為信賴的“ChinaWatcher”——澳大利亞人喬治?厄内斯特?莫裡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