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坐下來，細細品味孫文其人與那段複雜的曆史，是否能成為冰釋前嫌的契機呢？
在本作中，陳大師已對多位與孫文交好的日籍志士做了不同程度的描寫，筆者鬥膽再做補充。
如文中所贅述，惠州起義兵敗，山田良政行蹤不明，後被确認為犧牲。
關于他的犧牲，坊間傳聞野史如下：
山田并非失蹤，而是被清軍俘虜。
那年月，清廷如何敢碰外國人一根汗毛。
盤問時，清軍質疑山田國籍，但山田幾度用中文決絕道：“我是中國人。
”最終從容就義。
事後，清當局憑山田遺物辨明其日本國籍，悔得腸子都發青了，慌忙處理屍體，并封鎖了消息。
這才有了“失蹤”一說。
山田良政之胞弟山田純三郎久侍孫文身旁，一直到孫文臨終，留下“革命尚未成功”遺囑時，他是少數在場者之一。
孫文辭世後，純三郎依舊留在中國，并極力撮合中、日政府。
“二戰”後，純三郎才不得不回到日本，後蔣介石邀請他赴台。
1960年，純三郎病故，享年八十三歲。
1915年，日政府向袁世凱遞交《二十一條》，此舉讓中日關系降到曆史冰點。
陳老師在長篇小說《山河在》中，描述了孫文晚年的苦惱，國家立場難以與往日情誼共存（特指與宮崎滔天、頭山滿等）。
再看本作，陳老師于1912年1月1日孫文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處擱筆。
如今看來，這不無道理，在那個節點上，中日關系是尚存反轉餘地的。
始于台灣被侵占，終于辛亥革命，精妙的叙事結構，無不透露着陳老師對這本作品的期寄。
曾幾何時，日本在全亞洲是何等令人欽佩。
無論是“汝為西鄉，吾為日照”，還是“長沙如薩摩”，幕末維新志士一直被中國進步人士視若标杆。
前有孫文、康有為、梁啟超等救國志士選擇日本為避難所，後有魯迅、蔣介石、周恩來等紛紛赴日學習。
對這些抑或避難，抑或求學的中國人，日本民間多是敞開胸襟以禮相待，而日本政府則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觀。
拜讀了此作，筆者不免扪心自問——如今，經濟起伏不定，未來晦暗不明的日本，還是那個受亞洲諸國愛戴的“開明”國家嗎？不說政策方針如何，單看我們這些民間人，誰能坦坦蕩蕩地對外國人敞開胸懷呢？
肩負日本未來的年輕一輩更該靜下心來拜讀此作，領悟其中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