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中體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絕句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最下。蓋此體于寄興言情均不相适，殆與骈體文等耳。詞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絕句，長調如五、七律，若長調之《沁園春》等，則近于五排矣。
詩人的心是自由的，詩也如此。越多限制，越少佳句，詩的表達和限制是成反比的。
五言、七言絕句限制不多，既适合吟唱，又不失音律，因此佳句極多，為唐詩最上品者。老王将絕句列為“最尊”在情理之中。五言、七言古詩最為自由，其風格更加多樣化，佳作也多。五、七言古詩區别在于五言古詩更加洗煉，意境更為集中（如陶淵明、大小謝之詩）；七言古詩抒情更加通暢，其長篇之作，或汪洋恣肆（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别》），或華美流暢（如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或工麗莊嚴（如李商隐《韓碑》），其藝術價值也是很高的。至于為什麼老王把七古排在五古之後，也許是個人喜好的原因吧。五律、七律中間兩聯必須對仗，而平仄上要求也更多，這對詩人的表達又多了限制。即使有好句子，因為音律對仗不合，也許就轉為五古和七古。五、七言律詩佳作也是不少的，但因為表達上的限制，因而排在了後面，也就是老王所說的“又次之”。而五言排律向來被視為畏途，除首尾兩句，中間全部要求對仗，還必須符合字句的平仄要求。如此苛求，佳作少也就不奇怪了。這就是老王所說五排“寄興言情均不相适”的原因。此種詩體已經類似骈文，詩人寫詩難免就會流于形式，追求字句工麗而失去了表達的訴求，說此體“最下”應屬合情合理。
比之于詞，老王說“詞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絕句”值得商榷。其實五言古詩應該不能和小令相比較，因為一則五言古詩幾無約束，而小令還有句式平仄；二則五言古詩篇幅可以很長，而小令則有字數限制。再有“長調如五、七律”也不妥，中調字數應該與律詩更加相近。“小令如絕句、中調如律詩、長調如排律”這樣說應該更合理。
詞之為體，其實較格律詩的表達更加自由，因為可以選擇不同的詞體來表達，而不是每句一定要有五、七言的限制。這也是長調比排律佳作多很多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