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也講仁義道德，所謂“盜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則上，他是錯誤的，因為他不守本分。
]
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堯湯之時，非故逃于桀纣之朝。
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亂。
[孫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猶存也，而夏不代王。
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矣。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汧澼絖為事。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客得之以說吳王。
越人有難，吳王使之将。
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澼絖，則其所用之異。
]
故知制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譯文】
綜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義禮樂也罷，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賞也罷，忠孝賢智這些做人的基本原則，文韬武略、審時度勢這些世俗才智的運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種法制，都是天地間的真理，并沒有向哪些人隐瞞，向哪些人顯露。
盡管時代變了，而真理還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說在三代以前，仁義道德因是聖明時代就自動出來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亂時代，仁義道德就故意離開了人類社會。
問題在于每個時代的領袖人物怎樣去運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亂。
一治一亂，全在于人。
[荀子說：“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沒有遺失，隻不過羿在中年就死了，沒有繼續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還存在，但因沒有接班人，沒有繼承下來。
”
問題就在這裡。
任何法律、思想、體制、主義、法規，本身不能獨立存在，而要靠人去運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莊子》這本書裡講的一則寓言正好說明了這個道理。
宋國的一家人，有一祖傳秘方，冬天塗在手上不生凍瘡，皮膚不會皲裂。
這家人靠這個秘方世世代代漂布為生。
有人路經這裡，聽說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兩金子買他們的秘方。
客人買到手後，就去南方遊說吳王。
吳越地處海疆，守衛國土，主要靠海軍。
他遊說吳王成功，做了吳國的海軍司令，替吳國練兵。
到了冬天，吳越兩國發生了海戰，吳國的水兵塗了他的不皲之藥，不怕冷，不生凍瘡，結果打敗了越國，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
同樣一個不生凍瘡、不皲手的藥方，有的人用來封候拜将，而守着這個方子的那家人卻世世代代給人家漂布。
]
由此看來，同樣一個東西，人的聰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
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沒有，而在于用與不用和會用不會用。
會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會用，就隻有世代倒黴了。
【按語】
古今中外，不要說已成曆史遺迹的大大小小的國家無法統計，就是作為國家的政體又有多少類型呢？氏族公社、奴隸制姑且不說，光現代化的政治體制就有民主立憲制、君主立憲制、共和制、民主制、聯邦制、邦聯制、多黨制、一黨制..雖然可以說，随着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社會制度、政治體制也呈逐級進步的狀态，如從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後者總比前者文明、進步。
但是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都不能說是最完美的。
不僅如此，任何一種制度，随着時代的發展，都要逐漸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後走向反面。
這就是《反經》一書主體思想的基本出發點。
《反經》一書的整個着眼點也全在這個“反”字上，因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随時随地都在變，立場不同，觀念就兩樣。
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壞。
歸納起來，有陰就一定有陽，有陽一定有陰。
陰與陽在哪裡？當陰盛的時候，陽的成分一定涵在陰的當中；當陽盛的時候，陰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陽的裡面。
我們做一件事情，好的時候，壞的因素已經有種子因素在好的裡面了。
譬如一個人春風得意，得意就忘形，失敗的種子已經開始種下去了；當一個人失敗時，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未來新的成功種子，已經在失敗中萌芽了。
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敗的時間機會與空間形勢。
其次所謂“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壞，因此看曆史，看政治制度，看時代的變化，也沒有什麼絕對的好壞。
就是我們拟定一個辦法，處理一個案件，拿出一個法規來，針對目前的毛病，是絕對的好。
但經過幾年，甚至經過幾個月以後，就變成了壞的。
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萬事萬物都在變，第一等人曉得要變了，把握機先而領導變；第二等人變來了跟着變；第三等人變都變過了，他還在那裡罵變，其實早已經事過境遷了，他是被時代遺棄了。
反經的原則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