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自然規律。
《左傳》上說：“善也好，惡也好，吉祥也好，災厄也好，是周而複始的。
”又說：“天災流行，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規律，所以才叫天數。
”漢代公孫弘則不這樣認為。
他說：“堯的時代遭受洪水，讓禹來治水，沒聽說禹為天子的時代有洪水。
至于商湯時的旱災，乃是夏桀作惡的餘波。
所以夏桀、商纣做惡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懲罰，夏禹和商湯積德行善，才得以統治天下。
由此看來，天對人并無偏私，順應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會天災流行，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間的關系的根本。
”考察公孫弘講的道理，是認為人的德行與水旱之災是天人感應的關系，并不是必然規律。
這隻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論。
]
《洪範》所說的行惡必報之驗，指的是人事。
[《左傳》說：“禍福沒有固定的走向。
是禍是福，都是自己招來的。
”也就是說，怎樣為人處事，也就會有怎樣的命運。
所以說命運在于人事。
］魯僖公時，陰雨連綿經祈禱而止，說明災害可救的得到了應驗；周宣王時的大旱祈禱無效，說明那災難本來是難以改變的。
［孔子說：“祭祀神靈的時候，就好象神靈就在面前一樣。
”是講祭祀的根本在于誠心誠意。
古語說：“對天應該有誠實的态度，不應使用經過文飾的空話。
”是說天不會被虛情假意所感動。
《易經》上說：“善行不逐漸積累，不會成就你的好名聲。
”
古語還說：“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黃河的決口的；鐵能鋸斷樹木，可是用一寸之鐵卻無法毀滅森林。
”《左傳》上說：“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們的信任，神靈也不會降福給他。
”這都是講善行太少，感動不了别人。
現在祈禱雖然相同，得到的感應卻不同，原因就在于或是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卻太多；或是隻講一些華麗好聽的空話而内心并不誠懇啊！
顔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
［過去秦王曾問士鞅：
“晉國的六家大夫哪一家會最先滅亡？”士鞅說：“那一定是栾氏要最先滅亡啦。
”秦王說：“是不是因為栾氏太橫暴了？”士鞅說：“是的。
栾厭橫暴得太過分了。
但是他還可能僥幸逃過這一命運，要亡大約亡在他兒子栾盈的手裡。
”秦王問：“此話怎講？”士鞅說：“栾武子的德政，對于晉國人民來說，就象周朝人懷念召公一樣。
由于懷念召公，連召公拴過馬、乘過涼的棠樹都精心保護，何況是他的兒子呢！栾厭死後，他的兒子栾盈的善德并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對他父親栾厭的怨恨卻一天比一大強烈，所以栾氏的滅亡将在這個時候吧。
”在這次對話後九年，晉國滅掉了栾氏。
由此看來，栾厭雖然橫暴，但他父親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還記在心裡，因而他身受其福。
栾盈雖有賢德，但由于有栾厭這樣的父親，所以終于遇禍。
可見，是禍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賢德或暴虐，還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還是作惡。
範晔曾說：“陳平多陰謀，自知後代必然被廢滅；邴吉多積陰德，夏候勝認為他的子孫必然有封侯的希望。
果然到了他孫子陳掌，陳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這一代，卻被封為列侯。
雖然報應也有不象這樣明顯的，但那就難以推究請楚了。
大體說來，報應還在于有德與否。
袁安處在外戚窦憲家族專權的時代，卻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
引用道義，推求正理，可以稱得上是忠臣中名聲顯赫的人物了。
他審理楚王劉英叛亂一案時，未曾嚴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設法鑒别無辜，平反冤案。
他的仁愛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後代。
他的子孫興盛，不是應該的嗎？”
由此看來，陳平、邴吉以及袁安後代的興盛與衰敗，乃決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
虞世南說：“佛教教義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
忍辱負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薩行，這與儒學中的仁義禮智信有什麼不用呢？大略說來，是以修持為因，其果是回報人的修待。
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薩行時，往往不能完滿。
其中缺失一項，果報也随之而消失。
”所以，鬷明外貌醜陋但内心聰明，趙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羅裒雖富但無義，原憲貧窮但有道德。
他們的不同是如此懸殊。
品行不完善，那麼就不會有完全的福報。
說吉、兇、禍、福不能完滿。
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軌反而富貴的，有積累仁德、品質高潔反而短命的。
現在有些識見不高的平庸之輩，看到比幹被剖了心，就認為忠貞的事不值得去做。
看到徐偃王亡了國，就認為仁義之道不值得去效法。
這不太過分了嗎？］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言其弄也。
“兼三才而兩之。
”言其同也。
故天地之道，有同有異。
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
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取弊矣。
遲速、深淺，變化錯乎其中，是故參差難得而均也。
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
故君子盡心焉，盡力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