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國家的政策不以好高鹜遠、玄妙難行為貴，而應以切合實際，能迅速推廣，淺近易行為高。
[劉安曰：“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萬物之上也。
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
”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
是以先王設官，分職而共治耳。
]
【譯文】
［劉安在《淮南子》中說：“太陽、月亮是最光明、最偉大的，然而卻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為它們高懸在萬物之上的緣故。
油燈和蠟燭雖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卻不能缺少它，因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陽、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
”由此看來，治國以能普遍實行為貴，是由來以久的道理。
所以古代聖君設置官吏，使他們各司其職，從而達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纆。
”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肯。
”［故曰：“療饑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于規行也。
]
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
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也，今為衆人法而以為上智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
故糟糠不厭者，不待梁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
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緩者非務也。
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
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難論，則其于人過遠矣。
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
”［又曰：“世之所謂烈士者，離衆獨行，取異于人。
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
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
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
言論狀信不可以恍惚之言。
然則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
”又曰：“察士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智全也。
夫人未盡察也，唯賢者而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不為。
”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于農、稼、軍陣，周務而已。
［故曰：
小人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于堅僞偏執之行。
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
］
【譯文】
《淮南子》上說：“救助溺水的人，給他金玉等珍寶，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
”韓非子說：“很多天吃不上飯的人，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後再吃，餓着的人一定不同意。
”［所以說治療饑餓，不寄希望于寶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
]這就是說，治理國家以淺近易行為貴，才能把事情辦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韓非子說：“人們所說的智謀之人講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較高的人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
現在為普通人立法，卻盡講智力較高的人也難以明白的道理，那麼普通人也就更無法弄明白了。
所以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等待有了黃梁米飯和肉食後再去吃飯的；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須有了繡花的綢衣才喜歡穿的。
由此說來，治理國家的事，急迫的事還解決不了，可以緩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
[韓非子還說：“現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些與衆不同。
行為怪僻的人。
他們标舉恬淡的學問，講些恍惚的道理。
我認為恬淡，是無用的道理，恍惚是沒原則的說法。
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養父母。
侍奉君主，孝養父母是不能用恬淡無為之人的，必須用講究忠誠信義的人。
而講究忠誠信義就不能恍惚。
可見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學問，都是迷惑人的邪術。
”韓非子還說過：“非要考察别的人怎樣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認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為人是考察不完的。
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當做取法的标準的。
]所以《尹文子》說：“凡是雖有些道理卻對于治國沒有幫助的，君子不去談論它；雖然有能力但于具體事情上沒有好處的，君子不必去做。
所以君子所說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權術的範圍；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種田務農，行軍布陣的事情。
這就是說，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
[所以說：小人所說的都是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