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論，所做的都是些固執、偏激、僞飾的行為。
這不過是追求名聲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越出群，勇越絕衆。
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
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
[故曰：為善者使人不能得縱；為巧者使人不能得為。
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
故所貴聖人之理，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
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
《文子》曰：“夫先知達見，人材之倕也，而治世不以貴于人。
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
傲世賤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為人化。
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
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
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
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
”議曰：
文子此言，以為聖人不可用先知先達、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為規俗。
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貴于獨能獨勇者也。
]
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
[《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離朱之明，察針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
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裡之外。
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
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此任道以通其險也。
］立法以理其差。
[《文子》曰：“農、士，工、商，鄉别州異。
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
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
”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
使賢愚不相異，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
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
”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
”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
［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鸢自飛，無益于用。
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箫，苟無益于用而為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
《莊子》曰：“朱汗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殚千金，技成無所用其巧。
”《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輪天地，纆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聖人措而不言也。
”由是觀之，事貴于适時，無貴于遠功，所自來矣。
]
【譯文】
現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辦事要比所有的人強，能言善辯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衆。
但是，出衆的品行卻并不能教化人民；超衆的辦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傑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門挨戶地去遊說；過人之勇，卻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軍打仗。
總之，這四種超衆之處，不過是産生禍亂的根源而已。
［所以說，行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這獨善、獨巧的人，其實也未窮盡巧和善的道理。
所以應該以聖人之理為貴，不以一人獨自治理為貴，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為貴。
應該以工捶的巧技為貴，不以一人獨巧為貴，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樣的巧技為貴。
《文子》說：
“先知先覺，通達的見解，這是人材的過人，但太平盛世，不把這當作比别人珍貴的東西。
廣博的知識，超人的記憶力，能言善辯的口才，這是人聰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這當作要求臣下的标準。
做視一切，輕賤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當做教化百姓的标準。
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現，不能做為衡量百姓的标準。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當做一國的風俗。
所以國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軍隊強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戰。
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傑出的人物出現而人可以自我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