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最清高的士人，其身份也不過是普通民衆，徒步而行，耕作為生。
至于一般士人，則居于鄙陋窮僻之處，以看守門戶為生涯，應該說，士的地位是十分低賤的。
”
顔斶駁道：“這話不對。
我聽說上古大禹之時有上萬個諸侯國。
什麼原因呢？道德淳厚而得力于重用士人。
由于尊賢重才，虞舜這個出身于鄉村鄙野的農夫，得以成為天子。
到商湯之時，諸侯尚存三千，時至今日，隻剩下二十四。
從這一點上看，難道不是因為政策的得失才造成了天下治亂嗎？當諸侯面臨亡國滅族的威脅時，即使想成為鄉野窮巷的尋常百姓，又怎麼能辦到呢？
所以《易傳》中這樣講，身居高位而才德不濟，隻一味追求虛名的，必然驕奢傲慢，最終招緻禍患。
無才無德而沽名釣譽的會被削弱；不行仁政卻妄求福祿的要遭困厄；沒有功勞卻接受俸祿的會遭受侮辱，禍患深重。
所以說，‘居功自傲不能成名，光說不做難以成事’，這些都是針對那些企圖僥幸成名，華而不實的人，正因為這樣，堯有九個佐官，，舜有七位師友，禹有五位幫手，湯有三大輔臣，自古至今，還未有過憑空成名的人。
因此，君主不以多次向别人請教為羞，不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學習為恥，以此成就道德，揚名後世。
唐堯、虞舜、商湯、周文王都是這樣的人。
所以又有‘見微知著’這樣的說法。
若能上溯事物本源，下通事物流變，睿智而多才，則哪裡還有不吉祥的事情發生呢？《老子》上說：‘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所以諸侯、君主皆自稱為孤、寡或不谷，這大概是他們懂得以賤為本的道理吧。
孤、寡指的是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諸侯、君主卻用以自稱，難道不是屈已尚賢的表現嗎？像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周成王重用周公旦，後世都稱他們是賢君聖主，這足以證明賢士的尊貴。
”
宣王歎道：“唉！怎麼能夠侮慢君子呢？寡人這是自取其辱呀！今天聽到君子高論，才明白輕賢慢士是小人行徑。
希望先生能收寡人為弟子。
如果先生與寡人相從交遊，食必美味，行必安車，先生的妻子兒女也必然錦衣玉食。
”
顔斶聽到此話，就要求告辭回家，對宣王說：“美玉産于深山，一經琢磨則破壞天然本色，不是美玉不再寶貴，隻是失去了它本真的完美。
士大夫生于鄉野，經過推薦選用就接受俸祿，這也并不是說不尊貴顯達，而是說他們的形神從此難以完全屬于自己。
臣隻希望回到鄉下，晚一點進食，即使再差的飯菜也一如吃肉一樣津津有味；緩行慢步，完全可以當作坐車；無過無伐，足以自貴；清靜無為，自得其樂。
納言決斷的，是大王您；秉忠直谏的，則是顔斶。
臣要說的，主旨已十分明了，望大王予以賜歸，讓臣安步返回家鄉。
”于是，再拜而去。
劉向贊歎說：“顔斶的确是知足之人，返樸歸真，則終身不辱。
”
【評析】
要使自己的口才能夠上一個較高的境界，要使自己的論辯和遊說具有邏輯上的強大說服力，就不能不掌握哲學中的辨證思維。
這種思維将事物看成是矛盾的統一體，矛盾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轉化，這種依存性決定了互相必須以對方的存在為前提。
顔斶就是用這種辨證思維闡述了高貴與低賤、君與臣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
孤家、寡人必須以大臣、民衆為根本，百姓、賢臣是君王們之所以存在、顯貴的根本依據。
在現代社會，作為領導者也要認清自己的地位和民衆的重要性，那種蔑視人才、輕視民衆的人實際上也使自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論述璞石與美玉、顯貴與歸隐的關系時，顔斶同樣也運用辨證思維對社會和人生進行了哲理思考，流露出他對人的價值和生命的本真意義的追求，也反映出他“視富貴如浮雲”的剛直不阿的知識分子人格。
美玉雕琢後失去了璞石的天然、本真和樸實，而人顯貴後就要依附于身份、爵位，他就失去了自由和真正的自我，這實際上不是幸運而是可悲，不是顯達而是淪落。
通過這樣全面地、從相反角度來闡釋、理解問題，顔的論辯具有了無可置疑的說服力，使我們也不得不對他的人生觀由衷欽佩、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