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整個南方邦聯的努力”。
精英女性從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自己柔弱無助的神話，根本無法克服工作在本質上不屬于女人的看法。
她們無法承擔男人入伍後丢下來的工作，于是寫信給丈夫，懇求他們當逃兵，回家保護自己。
相比之下，比較貧窮的婦女則組織起來抵抗南方邦聯的政策，以更積極主動的方式給他們制造了麻煩，“因為她們基本上都在挨餓，而且需要養家糊口”。
将婦女排除在對美國内戰結果的分析之外，不僅構成了性别數據上的缺口，也給對美國建設本身的理解造成了數據缺口。
這似乎是一個值得了解的“事實”。
人類的曆史，藝術、文學和音樂的曆史，演化本身的曆史——都被冠以客觀事實之名，呈現在我們面前。
但實際上，這些所謂事實一直在欺騙我們。
它們是扭曲的，因為未能對另一半人類做出解釋——至少不能以我們半真半假的言論來解釋。
不能解釋，就會導緻數據缺口。
我們對自身的認知發生了腐壞，助長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話。
而這才是事實。
這種神話的持續存在繼續影響着我們今天對自己的看法——若說過去幾年讓我們意識到了什麼道理，那就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并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身份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如果我們忽視、誤讀它，就有可能給自身帶來危險：特朗普、英國脫歐和ISIS（僅舉最近的三個例子）是颠覆世界秩序的全球現象——而從本質上來說，它們都是以身份驅動的項目。
打着性别中立的普遍性的幌子，混淆男性視角，就會給我們帶來誤讀和忽視身份的後果。
我曾短暫約會過一個男人，他為了在争論中赢過我，就說我被意識形态蒙蔽了雙眼。
他說我不能客觀地看待世界，也不能理性地看待世界，因為我是女權主義者，用女權主義的視角看待一切。
當我指出這對他（他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來說也成立時，他予以反駁。
不，他的看法是客觀的，是常識——波伏瓦所說的“絕對真理”。
對他來說，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普遍的，而女權主義——從女性的角度看世界——是小衆的，是意識形态。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我想起了這個人，當時（主要由）白人男性紛紛發推特、做演講和寫專欄文章，譴責他們所謂的“身份政治”的弊端，但看完後你完全不為所動。
唐納德·特朗普勝選十天後，《紐約時報》發表了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科教授馬克·裡拉的一篇文章，批評希拉裡·克林頓“堂而皇之地去拉非裔美國人、拉丁裔、同性戀者、變性者和女性選民的選票”。
[83]他說，這就遺漏了“白人工人階級”。
裡拉認為克林頓的“多元化言論”與“更大的願景”是相互排斥的，并将這種“狹隘”的願景（顯然，裡拉一直在讀V.S.奈保爾）與他認為自己在大學生中看到的情況聯系起來。
他聲稱，如今的學生是如此關注多元化，以至于他們“對諸如階級、戰争、經濟和公共利益等長期存在的問題的關注已經少到令人震驚的程度”。
在這篇文章發表兩天後，前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在他的波士頓新書巡展[84]中解釋說：“有人說，我是女人，投票給我吧！光說這個可不夠。
”[85]在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人報》的編輯保羅·凱利将特朗普的勝利形容為“對身份政治的反叛”，[86]而在英國，工黨議員理查德·伯根在推特上表示，特朗普走馬上任是“中左翼政黨放棄經濟體制轉型、依賴身份政治導緻的結果”。
[87]
《衛報》的西蒙·詹金斯總結2016年是“恐怖之年”，并猛烈抨擊“身份信徒”，稱他們一直以來“過度保護”少數族裔，從而扼殺了自由主義。
他寫道：“我沒有部落”，不能“加入眼下盛行的歇斯底裡”。
他想要的是“重現1832年的光榮革命”——正是這場革命讓新增的幾十萬有産者獲得了英國選舉權。
[88]舊時光可真讓人陶醉。
這些白人男性的共同觀點是：隻有在涉及種族或性别時，身份政治才成其為身份政治；種族和性别與“經濟”等“更廣泛的”議題無關；聚焦女性選民和有色人種選民關心的問題，是“狹隘”的；工人階級意味着白人男性工人階級。
順帶一提，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大選期間，煤礦行業成為工人階級工作的代名詞（言下之意是男性），總共提供了53420個工作崗位，年收入中位數為59380美元。
[89]相比之下，主要雇用女性的清潔和家政業提供了超過924640個工作崗位，年收入中位數為21820.90美元。
[90]那麼，誰才是真正的工人階級？
這些白人男性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白人男性。
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正是他們的白人和男性特質，讓他們認真地說出了一個邏輯上的謬論：身份隻存在于那些碰巧不是白人或男性的人身上。
當你身為一名白人男性，對白人和男性的身份已經習以為常，并且覺得理所當然，就很可能會忘記白人和男性也是一種身份，這是可以理解的。
皮埃爾·布爾迪厄在1977年寫道：“本質的東西無須贅言，因為它不言自明：傳統是沉默的，尤其無須說明自身是一種傳統。
”[91]白人與男性之所以沉默，正是因為他們不需要表達。
白人和男性是言外之意。
他們是毋庸置疑的。
他們是默認的。
但還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
還有些人的需求和觀點經常被遺忘。
還有些人習慣于對抗一個沒有考慮到他們、沒有按照他們的需求來設計的世界。
對這些人來說，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
不言自明的白人和男性特質，讓我想起了那次糟糕的約會（好吧，不止一次），因為它本質上與一種被誤導的信念有關：相信白人男性視角是客觀、理性并且如凱瑟琳·麥金農所說——“無特定角度”的。
因為并沒有被明确地描述為白人和男性視角（因為不需要），因為是常态，所以這種觀點被假定為不具有主觀性，被假定為客觀甚至是普遍的。
但這種假設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白人、男性與黑人、女性一樣，都是一種身份。
一項針對美國白人的态度和候選人偏好的研究發現，特朗普的成功反映了“白人身份政治”的興起，研究人員将其定義為“試圖通過投票箱來保護白人選民的集體利益”。
[92]他們總結說，白人身份“強烈預示着對特朗普的偏好”。
男性身份也一樣。
還有一些分析側重性别對特朗普支持率的影響，其結果顯示：“選民越是敵視女性，就越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93]事實上，帶有敵意的性别歧視幾乎和黨派認同一樣有效，可以用來預測特朗普的支持率。
這一點之所以讓我們感到意外，隻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話。
“男性的就是普遍的”——這種假設是性别數據缺口直接導緻的結果。
白人和男性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大多數其他身份從未被提及。
但男性的普遍性也是造成性别數據缺口的一個原因：因為女性不被看到，也不被記住，因為男性數據構成了我們的大部分認知，男性的就被視為普遍的。
數據缺口導緻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定義為少數群體，擁有一種特定的身份和主觀的觀點。
在這樣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設計成可以遺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無的存在——在文化上、曆史上、數據上，都是如此。
因此，女性就成了隐形人。
《看不見的女性》講述的是，當我們忘記占人類一半的人口時會發生什麼。
它揭露了當生活或多或少正常進行時，性别數據缺口是如何傷害女性的。
無論在城市規劃中，在政治領域中，還是在工作場所中。
它還講述了當事情出錯的時候，生活在一個以男性數據為基礎的世界裡，女性會遭遇什麼：當她們生病的時候，當她們在洪水中失去家園的時候，當她們因為戰争而不得不逃離家園的時候。
但這個故事中也有希望，因為當女性能夠帶着她們的聲音和身體走出陰影時，事情就會開始改變。
缺口就會縮小。
因此，從根本上說，《看不見的女性》也是對改變的呼喚。
長久以來，我們将女性定位為偏離标準的人類，也因此任由女性銷聲匿迹。
是時候改變視角了。
是時候讓女性被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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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屈折變化，指通過改變詞形來改變詞語的語法功能與詞義。
如在英語裡，actor與actress通過不同的後綴分别表示（男）演員與女演員。
——本書腳注均為編譯者所加
②在西班牙語中，las和los都是定冠詞，las用于複數陰性名詞，los用于複數陽性名詞。
③滴漏效應，亦稱涓滴效應，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向貧困階層等弱勢群體提供直接優待，而是讓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通過消費、就業等惠及貧困階層。
④葛萊恩，狄更斯小說《艱難時世》中的國會議員兼教育家，教育理念是“注重事實，腳踏實地”。
⑤關鍵階段，英國公立學校系統對各年齡段學生知識學習的安排，分為6個關鍵階段，從0至5，分别對應3至5歲、5至7歲、7至11歲、11至14歲、14至16歲、16至1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