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這筆撥劃的基金失效。
[26]
未能提供公共廁所的地方政府可能認為他們是在節省成本，但耶魯大學201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這種節約其實是得不償失。
該研究的作者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将“性侵犯的風險與衛生設施的數量和女性步行去廁所的時間聯系起來”，并将性侵犯的有形損失（流失的收入，用于醫療、法庭和監獄的費用）和無形損失（病痛和心理折磨、被殺的風險）與安裝和維護廁所的成本相比較。
他們将該模型應用到南非一個叫卡雅利沙的小鎮，那裡估計有5600個廁所，供240萬人口使用，作者稱，這導緻了635起性侵案件，每年造成的損失達4000萬美元。
如果花費1200萬美元的直接成本，将廁所數量增至11300個，會使去廁所的平均距離縮短近一半，性侵犯案件也會減少30%。
根據這一數學模型，縮減的社會和治安成本遠遠抵消了提供廁所的額外成本，可使該鎮省出500萬美元。
他們補充說，這些數字偏保守，因為他們的成本計算沒有包括“在資源有限的城市地區改善衛生設施帶來的許多額外健康益處”。
[27]
額外的健康益處确實存在，而且很多，尤其是對女性而言。
女性憋尿會導緻膀胱和尿道感染，還有可能引發脫水或慢性便秘。
[28]在戶外排便的婦女面臨一系列感染和患病的風險，包括盆腔炎、蠕蟲感染、肝炎、腹瀉、霍亂、脊髓灰質炎和水源性疾病等等。
僅在印度，每年就有數百萬人死于這些疾病（其中又以婦女兒童最為嚴重）。
[29]
由于缺乏公共衛生設施而産生的健康問題不僅限于低收入國家。
加拿大和英國的研究也表明，因尿路感染、膀胱膨脹和一系列其他泌尿婦科問題而求助于專科醫生的數量與廁所的停用情況成正比；同樣，研究表明，“如果在月經期間沒有廁所可用，無法更換衛生棉條”，引發鍊球菌中毒性休克綜合征的概率會增加。
[30]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沒有廁所可用。
2007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在關閉公共廁所。
[31]在英國，從1995年到2013年，50%的公共廁所被關閉了——或者，就像離我在倫敦的住處最近的那間公廁一樣，它被改造成了一家頗有名氣的時髦酒吧。
[32]
城市規劃沒有考慮到女性遭受性侵犯的風險，這顯然是對女性平等享有公共空間權利的侵犯，規劃者以衆多缺乏性别意識的設計将女性排除在外，衛生設施的不足隻是其中之一。
女性在公共場所常常感到害怕。
事實上，她們受到驚吓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
而且，非同小可的是，我們有數據來證明這一點。
城市規劃教授阿娜斯塔西娅·盧凱圖-西德裡斯解釋說：“來自世界各地的犯罪調查和實證研究表明，大多數女性害怕在公共場所受到潛在的暴力侵害。
”來自美國和瑞典的犯罪數據分析都表明，女性和男性面對相似環境條件時的反應不同，女性往往“比男性對危險迹象、社會混亂、塗鴉、淩亂和廢棄的建築更敏感”。
英國交通運輸部的研究凸顯了男性和女性對危險截然不同的看法，結果顯示62%的女性害怕在多層停車場行走，60%的女性害怕在火車站台上候車，49%害怕在公交車站候車，59%害怕從公交車站或火車站步行回家。
男性對這些活動感到害怕的比例分别為31%、25%、20%和25%。
[33]低收入婦女對犯罪的恐懼感特别強烈，部分原因在于她們往往生活在犯罪率較高的地區，但同時也是因為她們的工作時間可能沒有規律，[34]而且常常在天黑後下班回家。
[35]出于同樣的原因，少數族裔婦女的恐懼感往往更甚，而且還要應對（往往帶有性别歧視意味的）種族暴力行為的額外危險。
這種恐懼影響了婦女的流動性和她們進入城市的基本權利。
[36]來自芬蘭、瑞典、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研究都表明，女性會調整自己的行為和出行模式以應對這種恐懼。
[37]她們避開特定的路線、時間段和交通方式。
她們避免在晚上出門。
在加拿大的一項研究中，有剛好一半的受訪女性“表示恐懼令她們不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停車場”，[38]而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發現，對犯罪的恐懼是“女性選擇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39]隻要能負擔得起，她們會選擇開車或乘出租車。
問題是，她們中的許多人負擔不起這些出行方式。
大多數乘客都是“交通俘虜”，也就是說，對她們來說，要想從一處去往另一處，沒有比公共交通更合理的方式。
[40]選擇不足，對低收入婦女以及生活在南方世界①的婦女影響尤其大，例如在印度，女性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機會有限，[41]因此對公交的依賴程度遠大于男性。
[42]這些女性采取的策略包括繞遠路，或隻在有人陪同時才出門。
一些女性甚至隻能辭職——這一解決方案并不僅限于低收入人群。
[43]當我在推特上談到女性在公共交通上遭遇性騷擾的經曆時，一名男性回複我說，他認識一位“非常聰明能幹的女性”，她“放棄了倫敦金融城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搬出了倫敦，因為她對于在地鐵上被人騷擾實在是厭惡至極”。
顯然，這裡存在着不公平。
但是，人們常常将這種恐懼歸咎于女性自身，卻不提是規劃者設計的城市空間和交通環境令她們感到不安全。
和往常一樣，性别數據缺口是這一切背後的原因。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男性實際上更有可能成為公共場所犯罪的受害者，當中包括公共交通工具。
盧凱圖-西德裡斯說，這個悖論“已經引出了這樣的結論：女性對犯罪的恐懼是非理性的，這個問題比犯罪本身更嚴重”。
但是，她指出，官方統計數據并不能說明全部情況。
當女性在公共空間穿行時，她們也在面對一系列具有威脅性的性行為。
甚至在我們談到更嚴重的犯罪行為（如被侵犯）之前，女性就已經要每天面對讓她們感到不适的男性行為了——而且對方往往是故意的。
從被人吹口哨，到被不懷好意地瞥視，再到被人用“帶有性暗示的語言诋毀并追問名字”，所有這些行為都不算是犯罪，但它們都加重了遭受性威脅的感覺。
[44]被盯上的感覺，身處險境的感覺——事實上，這些行為很容易升級。
很多女人都經曆過這樣的劇烈轉變：從“笑一個，親愛的，沒事的”，到“操你這賤人，你憑什麼不理我？”，到被跟蹤回家并遭到侵犯，再到終于明白一個陌生男人看似“無辜”的言語可以代表任何事情，但就是跟無辜無關。
但女性不會告發這些行為，她們能報告給誰呢？“每日性别歧視”和Hollaback②等群體的出現為女性提供了一個空間，讓她們可以談論每天在公共場所面臨的具有威脅性但又構不上犯罪的行為，在此之前，公衆幾乎意識不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