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說。
如果這聽起來不合法，那很可能就是不合法。
過去100多年以來，各國已經建立了雇員權益框架。
它們因國家而異，但一般都包括休帶薪病假和産假的權利、固定的工作時間以及免受不公正和（或）突然解雇的保障。
但這些權利隻适用于雇員。
而越來越多的工人并不屬于此列。
在許多美甲沙龍，技師從技術上講是獨立承包商。
這讓雇主的日子好過多了：根據消費者需求經營公司的固有風險會被轉嫁給工人，她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也沒有工作保障。
今天顧客不夠多？那别來上班了，也沒有薪水可拿。
出了小差錯？你可以走了，也别想着什麼遣散費了。
2015年，《紐約時報》報道了47歲的美甲師林青的故事。
當時她不小心将一點洗甲水潑到了一位顧客的普拉達涼鞋上。
[8]“當那名女顧客要求賠償時，老闆塞給她270美元，而那筆錢是從林青的工資裡扣的”，林青就這樣被解雇了。
“我連一隻鞋都不值。
”她說。
林青的故事出現在《紐約時報》對美甲沙龍的系列調查報道中，調查顯示美甲店的員工遭受了“各種各樣的羞辱”，包括老闆持續的視頻監控、言語羞辱甚至體罰。
[9]在紐約法院提起的訴訟内容包括，指控一家美甲店要求員工每周工作66個小時，時薪1.5美元，而且在生意清淡的日子裡完全不給工資，美甲師在店裡喝水還要另外付錢。
《紐約時報》的調查報道發表後，紐約開始實行執照制度。
那裡的工人必須至少拿到最低工資，美甲沙龍必須用多種語言展示《權利法案》。
[10]但美國其他地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在英國，對美甲店的監管和許可基本上是自願的[11]——在實踐中，這意味着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監管。
2017年的一份報告将越南女性勞動力描述為“現代奴隸制的受害者”。
[12]
雇主們鑽勞動法的空子，監管極其不力，而美甲沙龍隻顯示了冰山一角。
零小時合同①、短期合同、中介雇傭——這些雇傭形式都被矽谷包裝成誘人的“零工經濟”，仿佛它們有利于工人。
但事實上，零工經濟隻是雇主回避基本雇員權利的一種方式。
臨時合同創造了一種惡性循環：勞工的權利從一開始就比較少，于是工人不願意為他們仍然擁有的權利而鬥争。
所以這些權利最終也會遭到侵犯。
英國是歐盟中臨時工作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13]英國勞工聯合會的研究發現，在英國的工作環境中，雇主普遍利用臨時合同非法損害工人的權利。
[14]
國際工會聯合會在描述不穩定工作的“驚人增長”所帶來的沖擊時，自然也幾乎沒進行任何性别分析。
[15]工會聯合會報告稱，與女性相關的影響“很少體現在官方統計數據和政府政策中”，因為“衡量勞動力市場發展的指标和數據”對性别不敏感，與以往一樣，數據通常不按性别分類，“因此有時很難計算女性的總體數量”。
這樣一來，“就沒有數據能體現全世界從事不穩定工作的女性人數”。
但現有的地區和行業研究表明，從事不穩定工作的女性比例過高。
在英國，公共服務業總工會發現，截至2014年，低收入工人的近三分之二都是女性，[16]而且當中很多人“從事多份不穩定的工作，以彌補失去的工作時間”。
[17]福西特協會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有八分之一的英國婦女從事臨時工作。
[18]在倫敦，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盡管我們常認為不穩定的工作在就業市場上屬于不那麼“體面”的類型，但事實上，這類工作卻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所有職業門類和級别中。
[19]英國大學與學院聯合會的數據顯示，通常被視為精英職業的高等教育行業，目前是臨時工的第二大就業群體。
[20]該聯合會的數據并不是按性别分類的，但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1]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簽訂期限較短的定期合同，德國和歐洲的數據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
[22]
更廣泛地說，在整個歐盟，過去10年中女性就業的增長大部分是通過兼職和不穩定的工作實現的。
[23]在澳大利亞，30%的女性從事臨時工作，男性的這一比例為22%；而在日本，非正式員工中有三分之二[24]是女性。
哈佛大學一項針對2005年至2015年美國“非傳統工作”興起的研究發現，從事此類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了1倍以上”，這意味着“如今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從事非傳統類型的工作”。
[25]
這是一個問題，因為盡管不穩定的工作對任何工人來說都不理想，但它對女性的影響尤其嚴重。
首先，它可能會加劇性别薪酬差距：在英國，依照零小時合同工作的工人，時薪會縮水34%，簽臨時合同的工人，時薪縮水39%，而中介公司的派遣工人，時薪縮水20%——由于公共服務持續外包，這類工人的數量也一直在增加。
[26]但似乎沒人有興趣找出它對女性的影響。
一項針對歐洲薪酬政策的分析批評了外包趨勢，稱政策實施似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