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性别數據的缺口，否則這種恐懼不會消失，隻有這樣，男人在成長過程中才不會再把公共領域理所當然視為他們的地盤。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我們這一代女性需要經曆的磨難，為的是下一代女性不必如此。
這并不是說沒有結構性的解決方案。
以女性說話時被打斷的問題為例。
一項對15年來最高法院口頭辯論的分析發現：“男人比女人更愛插嘴，而且他們打斷女人的次數比打斷其他男人的次數要多得多。
”[73]這同樣适用于男性律師（女性律師根本不會打斷别人說話）和法官，按理說當法官開始發言時，律師應該停止發言。
而且與政治領域的情況相似，随着女性的代表人數增加，這個問題似乎變得更加嚴重了。
一個個人化的解決辦法可能是，告訴女性，被人打斷的時候要反擊[74]——也許可以讓她們練練“禮貌打斷”[75]的技巧。
但這種表面中性的方法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它實際上并不是中性的：人們對女人插話的态度完全不同。
2017年6月，美國參議員卡瑪拉·哈裡斯（又名賀錦麗）向含糊其辭的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
他支支吾吾太多次，于是她打斷了他，并要求他正面回答。
結果，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兩次反過來打斷她的話，還警告了她的提問方式。
[76]但他沒有以同樣的态度對待她的同事、參議員羅布·懷登，雖說後者也對塞申斯進行了連珠炮式的追問，但隻有哈裡斯後來被形容為“歇斯底裡”。
[77]
問題不在于女人無理取鬧。
她們知道——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所謂“禮貌地”打斷别人，對她們來說根本不存在。
因此，讓女性表現得更像男性——就好像男性行為是不分性别的、默認的人類行為——不僅無濟于事，還可能造成傷害。
相反，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政治和工作環境：既要考慮到男性比女性更愛插嘴，又要考慮到女性的類似行為會受到懲罰。
在現代工作場所，等級森嚴的辦公室普遍被視作一種過時的、不平等時代的遺留物，已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結構。
但是，沒有正式等級制度的問題在于，它實際上并不意味着完全沒有等級之分。
它隻意味着，一種不言而喻的、含蓄的、極度非平等主義的結構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中白人男性處于頂端，而我們其餘的人則在争奪剩下的一小塊空間。
女性領導力培訓師蓋娜·威廉姆斯解釋說，像頭腦風暴這類集體讨論方式，“衆所周知，對于多元化的表達來說是充滿挑戰的”，因為已經占主導地位的聲音會繼續占據主導權。
[78]
但是，一些簡單的調整，比如監控插嘴[79]行為，或者更正式一點——為每個人分配一定的發言時間，都被證明可以削弱男性在辯論中的主導地位。
事實上，FX電視台的劇集《盾牌》的制片人格倫·馬紮拉就是這麼做的：他注意到女性編劇沒有在編劇室裡暢所欲言——而且在開口說話的時候，她們的想法也會被人打斷。
于是他制定了一項編劇們（無論男女）在提想法時任何人不得打斷的政策。
他說，這很有效，而且“讓整個團隊更有效率”。
[80]
更具野心的路線是徹底改變統治結構：從多數決定轉向一緻同意②。
這已被證明能夠促進女性的發言參與度，并緩解她們的少數地位[81]（2012年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隻有當女性屬于“絕大多數”時，她們參與讨論的發言量才會和男性一樣多[82]——有趣的是，當女性在群體中占少數時，她們的發言較少，而男性無論在群體中的性别比例如何，發言量都是一樣的）。
一些國家試圖通過立法來反對以更極端的方式将婦女的聲音排除于權力之外。
自2012年以來，玻利維亞已将對當選或擔任公職的婦女實施政治暴力定性為刑事犯罪；2016年，他們還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任何有暴力侵害女性背景的人競選政治職位。
但總體而言，多數國家的表現仿佛說明他們不相信女性政治家會在體制上處于劣勢。
雖然大多數議會都有其行為準則，但一般側重于維持“禮儀”——而禮儀是不分性别的。
大多數國家沒有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官方程序，而且往往是由負責人（通常是男人）來決定性别歧視是否不合禮儀、違反規則。
通常他們不會做出不利裁決。
一名女議員告訴議會聯盟，她在遭受同事的性别侮辱後提出了議事程序問題，但議長拒絕了她的動議。
“我無法控制另一個議員對你的看法”，她得到了這樣的回複。
英國曾經有一個針對地方政府的性别行為準則，由一個獨立機構監督，而該機構有權對議員做停職處分。
但在2010年聯合政府發起的“官僚作風挑戰”之下，這一規定被廢除了。
現在是各地方當局自行決定制定哪些标準及如何執行。
政府的建議中隻含糊提到促進“高标準的行為”，對性别歧視則隻字未提。
[83]目前再沒有任何明确的機制可以将有不當行為但又未構成刑事犯罪的議員停職。
[84]
毫不奇怪，2017年，福西特協會編寫了一份關于地方政府的報告，這家女性慈善機構發現，“地方政府政治的某些方面存在有害的性别歧視文化，像是來自20世紀70年代”，在地方政府，“性别歧視被容忍，并被視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将近40%的女議員表示曾有其他議員對自己發表過性别歧視言論。
[85]一位女議員描述了一種“貶低年輕女性的文化，蔑視女性做出的貢獻”。
一個婦女組織被稱為“太太俱樂部”，與一位資深國家政治發言人共進晚餐“被宣傳為‘夫人們’盛裝打扮的機會”。
當這位女議員和一名女同事對這種行為提出質疑時，她們被形容為“咄咄逼人”，還被起了“貶低性的、性别歧視的綽号”。
她通過電子郵件提出問題卻沒人理會；故意不讓她接到會議通知；參加讨論的時候，人們對她的态度是“容忍而不是歡迎”。
在社交媒體上，她的黨内同事告訴她“小姑娘走開，讓大人做他們的工作”。
這裡有兩個中心點。
首先，當你把半數人口排除在政府的角色之外，你就在頂層創造了性别數據缺口。
我們必須明白，“最好的”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有錢、時間和信心去合适的學校、大學讀書的人”。
最好的政府意味着作為一個合作團隊，在整體上是最好的。
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意味着多元化。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本書中看到的一切都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視角很重要。
女性終其一生積累的數據很重要。
而這些數據屬于如何治理社會的核心。
這就引出了第二點：我們現有的數據非常清楚地表明，女性政治家并不是在一個公平的競争環境中工作。
這個體系偏向于選舉男性，也就意味着偏向于保留全球領導力中的性别數據缺口，從而給全球一半人口帶來負面影響。
我們必須停止故意無視目前有利于男性的積極差别待遇。
我們不能再把理論上的、法律上的機會平等混同于真正的機會平等。
我們必須執行以實證為基礎的選舉制度，以确保在決定管理我們所有人的法律時，有一個多元化的群體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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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後沖突，泛指戰争後仍保持緊張的不穩定階段。
②某項決策需取得全體成員同意方可通過，這可以确保少數派的意志得到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