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男性打斷女性的平均概率是女性打斷男性的2倍多。
[43]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的一場90分鐘的電視辯論中，唐納德·特朗普打斷了希拉裡·克林頓51次，而希拉裡·克林頓打斷了他17次。
[44]而且不隻是特朗普：人們發現記者馬特·勞爾（此人後因多次性騷擾指控而被解雇[45]）打斷希拉裡的次數比他打斷特朗普的次數更多。
他還“更經常質疑她的言論”，[46]然而希拉裡被證實是2018年大選中最誠實的候選人。
[47]
另一個伎倆是以屈尊纡貴的姿态對待女性，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是2011年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對工黨議員安吉拉·伊格爾的那句“冷靜點，親愛的”。
[48]在各國議會聯盟2016年關于女性政治家遭遇性别歧視、暴力和騷擾的全球研究中，一名歐洲議會議員說：“如果一個女人在議會中大聲說話，人們會用手指指着嘴唇‘噓’一聲，好像把她當小孩看。
當男人這麼大聲說話時，這一幕永遠不會發生。
”[49]另一位議員指出：“我經常被問及，我想說的話是否非常重要，是否可以忍住不要上台發言，就連黨内的男同事也會這麼問。
”有些策略則更為厚顔無恥。
阿富汗國會議員法齊亞·庫菲告訴《衛報》，男性同事用恐吓的手段讓女議員噤聲——當這種方法失敗時，“領導層會直接切斷我們的麥克風”。
[50]
一名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某國的國會議員（報告中隻列出所在地區，因此女性可以匿名）告訴議會聯盟，議長曾向她的一名女同事施壓，要求其與之發生性關系，這突顯了由單一個人（通常是男性）掌控議會發言時間的隐性性别問題。
在這位女同事拒絕後，“他再也沒有給她在議會中發言的機會”。
一位來自亞洲某國的國會議員解釋說：“我在議會的第一個任期，議會當局總是引用男性的發言，在發言時也會優先考慮男性。
”
各國議會聯盟的報告總結說，針對女性政治家的性别歧視、騷擾和暴力是一種“不分國界、在每個國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現象”。
該報告發現，66%的女議員經常遇到男同事的厭女言論，程度從侮辱（“你更适合演色情電影”）到威脅（“她需要被強奸，這樣她就知道外國人是怎麼做的”）不等。
政治虐待是一個明顯的性别化現象。
[51]2016年民主黨初選期間，希拉裡·克林頓收到的辱罵性推文是伯尼·桑德斯的近2倍。
最常與她聯系在一起的詞是bitch（婊子）。
Bitch也是關于澳大利亞前總理朱莉娅·吉拉德的推文中最常見的詞語，在2010年到2014年間，她被辱罵的次數是她的政治對手陸克文的近2倍。
一名歐洲議員告訴議會聯盟，她曾于4天内在推特上收到500多條強奸威脅信息。
[52]另一名婦女收到了她兒子的信息——“他的年齡、就讀的學校、班級等——威脅要綁架他”。
有時還不“僅僅”是威脅。
在議會聯盟調查的女議員中，超過五分之一的人“遭受過一種或多種性暴力行為”，三分之一的人目睹過對女同事的性暴力行為。
在2010年阿富汗大選期間，幾乎所有的女性候選人都接到過恐吓電話，[53]該國的一些女議員因此要求24小時的保護。
[54]阿富汗議員法齊亞·庫菲2014年告訴《衛報》：“我幾乎每天都在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55]一年後，她的一名女同事死于汽車炸彈襲擊——這是阿富汗3個月内發生的第二起針對女性政治家的緻命襲擊。
[56]
這種攻擊性似乎随着女性政治家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女權聖地斯堪的納維亞）的研究表明，随着女性代表人數增加，對女性政治家的敵意也在增加。
[57]尤其是來自她們的男性同事的敵意。
美國和新西蘭的研究[58]表明，随着女性在立法機構中所占比例擴大，男性“在委員會聽證會和議會辯論中變得更具攻擊性和控制欲”。
另一項研究發現，随着美國國會中女性比例增加（記住，國會中女性的比例隻有19.4%[59]），女性在其黨内獲得領導職位的可能性反而更低。
[60]來自美國和阿根廷的進一步研究[61]表明，女性議員人數衆多“與女性所提法案通過率降低和被指派到‘男性化’和‘強勢’委員會的機會降低有關”。
[62]與此類似，美國的分析發現，将人權問題界定為女性權利問題，會降低男性政治家支持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一項人權法案主要是由女性提出，最終會被削弱，各州也不太可能投入資源。
[63]看來，民主——涉及女性的民主——已經破産了。
在這種極端心理戰的背景下工作，女性的工作能力難免會受到影響。
許多婦女告訴議會聯盟，她們會限制出差次數，确保在天黑前回家，或隻有在有人陪同時才出差。
[64]還有一些人進行自我審查，尤其是在談論婦女問題時[65]（這些問題往往會招緻最多的攻擊[66]），有些人甚至完全摒棄了社交媒體，這樣一來，她們就自我剝奪了“一個傳播和讨論自己觀點的陣地”。
其他人則幹脆退出。
亞洲和拉丁美洲針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暴力行為已經表明，與男性政治家相比，她們更不可能參加連任競選，也更有可能在任期更短的情況下離職。
[67]一位亞洲議員對議會聯盟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參與下一屆選舉，因為我需要考慮不要給家人造成太大傷害。
”[68]與此同時，據報道，三分之一的瑞典地方政界女性政治家“因為一些威脅事件而考慮過放棄自己的職位”。
[69]
女性政治家所面臨的虐待也讓女性更不願意在第一時間站出來。
在一個有抱負的女性領導人參與的項目中，超過75%的成員表示：“在考慮要不要擔任公衆人物的時候，網上針對女性政治家的性暴力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70]在澳大利亞，18至21歲的女性中有60%的人、31歲以上女性中有80%的人表示，媒體對待女性政治家的方式減少了她們競選公職的可能性。
[71]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尼日利亞當選國會議員的女性政治家人數出現了“顯著下降”；美國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這可能是“在職女性所面臨的暴力和騷擾導緻的”。
[72]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女性代表人數減少将導緻性别數據缺口，而這反過來又會導緻關注婦女需求的立法更難通過。
證據很明顯：當今的政治環境對女性并不友好。
這意味着雖然從理論上來講，競争環境是平等的，但在現實中，與男性相比，女性處于劣勢。
這就是在不考慮性别因素的情況下設計制度的結果。
謝麗爾·桑德伯格在她的《向前一步》中概述了她在惡劣工作環境中的應對之道：女性要做好準備，奮力向前。
當然這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我不是女性政治家，但作為一名擁有公衆形象的女性，我也遭遇過威脅和虐待。
雖然這種觀點可能不受歡迎，但我相信，我們當中那些覺得自己有能力經受住風暴考驗的人有責任這麼做。
威脅來自恐懼。
事實上，這是一種由性别數據缺口引發的恐懼：某些男人在充斥着男性聲音和男性面孔的文化中長大，他們害怕看到女性奪走本應屬于他們的權力和公共空間。
除非我們填補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