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現各種問題時屏蔽女性的聲音是十分諷刺的，因為舊的偏見正是在極端情況下才最不合理，女性本就尤其受沖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災害影響。
關于沖突對女性影響（死亡率、發病率、被迫離開家園）的數據極為有限，按性别分列的數據更是少之又少。
但我們所掌握的數據表明，女性尤其受武裝沖突影響。
[1]在現代戰争中，最有可能被殺害的是平民，而不是戰鬥人員。
[2]雖然男人和女人面臨同樣的創傷、流離、傷害和死亡，但女性還會遭受女性特有的不公。
沖突爆發時，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事件随之增加。
事實上，它比沖突帶來的性暴力更為普遍。
[3]具體來說，為期3個月的波斯尼亞沖突中估計有6萬名女性被強奸，盧旺達百日種族滅絕中有多達25萬名女性被強奸。
聯合國機構估計，塞拉利昂内戰期間（1991至2002年）有超過6萬名女性被強奸；利比裡亞内戰期間（1989至2003年）的相關數字超過4萬人；自1998年以來，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至少有20萬人被強奸。
[4]由于數據缺口（撇開别的原因不說，女性往往找不到地方報告），所有這些沖突中的真實數字可能還要高得多。
在戰争之後的社會秩序崩潰中，女性受到的影響也比男性更嚴重。
在所謂的“沖突後”環境中，強奸和家庭暴力的發生率仍然非常高，“因為原本習慣使用武力的戰鬥人員回到家庭中，面臨性别角色的轉變或失業的挫折”。
[5]1994年盧旺達發生種族滅絕之前，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在20到25歲之間；在種族滅絕期間和之後，難民營中的平均結婚年齡為15歲。
[6]
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死于戰争的間接影響。
世界半數以上的孕産婦死亡發生在受沖突影響的國家或脆弱國家，孕産婦死亡率最高的10個國家都是沖突國家或沖突後國家。
在那裡，孕産婦的平均死亡率比别的地方高2.5倍，部分原因是沖突後和救災行動往往忘記考慮女性的具體醫療保健需求。
20多年來，危機情況下生殖健康機構間工作組一直呼籲向戰區或災區的婦女提供助産包、避孕藥具、産科護理和咨詢。
但是，據《紐約時報》報道：“過去20年裡隻有偶爾提供的援助。
”[7]一份報告發現，孕婦得不到産科護理，“可能會流産或在極其不衛生的情況下分娩”。
這在災後地區也可能是一個問題：在2013年菲律賓台風造成400萬人無家可歸之後，每天據估計有1000名婦女分娩，其中近150人面臨生命危險。
[8]分娩設施和設備已被台風摧毀，婦女的生命垂在旦夕。
[9]但當聯合國人口基金要求捐助國提供資金，以用于購買衛生用品包、聘請臨時産科病房的工作人員以及為強奸受害者提供咨詢服務時，得到的反應非常“冷淡”，結果隻籌集到所需資金的10%。
[10]
沖突後和災後地區也特别容易受傳染病流行影響——當流行病來襲時，女性的死亡人數高于男性。
[11]以塞拉利昂為例，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發時，該國受打擊最嚴重，孕産婦的死亡率居世界首位：每10萬次生産就造成1360名母親死亡（相比之下，經合組織的平均數是每10萬次生産造成14名母親死亡[12]），每17位母親中就有1位終生伴随着和分娩有關的死亡風險。
[13]政府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塞拉利昂每月至少有240名孕婦死亡。
[14]
再加上埃博拉病毒，女性突然要面臨兩種死亡的恐懼：分娩和埃博拉病毒。
事實上，情況比這更糟，因為孕婦需要頻繁接觸衛生服務機構和工作人員，所以她們感染埃博拉的風險更高：[15]《華盛頓郵報》報道稱，在3次最嚴重的埃博拉疫情暴發中，有2次“涉及在産科環境中傳播病毒”。
[16]埃博拉病毒導緻醫護人員（主要是女性）大量死亡，這使得女性患病風險更高：《柳葉刀》估計，在受該病毒影響的3個國家裡，每年都有4022名女性因缺醫少藥而死亡。
[17]
不願意将性别因素納入救災工作的部分原因是，人們仍然堅持認為既然傳染病對男性和女性都有影響，那麼最好把重點放在控制和治療上，“等疫情結束後，再讓其他人去解決社會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比如性别不平等”。
[18]在這一點上，學者們也有責任：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寨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暴發期間發表在1.5萬多份同行評議出版物上的2900萬篇論文，發現其中隻有不到1%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