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了疫情暴發的性别影響。
[19]但是，世衛組織的一份報告解釋說，認為性别無關緊要的觀點是一種危險的立場，它可能會阻礙預防和遏制疾病的努力，也會使人們無法全面了解有關疾病傳播機制的重要見解。
[20]
在2009年H1N1（豬流感病毒）暴發期間，由于沒有考慮到性别因素，“政府官員傾向于與男性打交道，因為他們被認為是農場的主人，但事實上通常主要是婦女在後院的農場上照顧牲畜”。
[21]在2014年塞拉利昂暴發埃博拉疫情期間，“最初的隔離計劃确保婦女獲得食品供應，但沒有考慮水或燃料”。
在塞拉利昂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收集燃料和水是婦女的活兒（當然，燃料和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在計劃調整之前，“婦女得繼續離開家去收集柴火，而這增加了傳播感染的風險”。
[22]
在大流行病中，婦女的照護責任也給她們帶來了更緻命的後果。
家裡照顧病人的主要是婦女。
她們也占了“醫院中傳統助産士、護士、清潔工和洗衣工的大多數，而這些工作有暴露于病毒的風險”，尤其需要考慮的是這些工人“得不到與醫生同樣的支持和保護，而醫生主要是男性”。
[23]葬禮上整理遺體的通常也是婦女，而傳統的葬禮儀式導緻許多人被感染。
[24]在利比裡亞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間，據估計，死于該疾病的人口75%是女性；[25]在塞拉利昂這個疫情的“震中”，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死于該病的人裡有60%是女性。
[26]
2016年的一篇論文[27]還發現，在最近的埃博拉和寨卡疫情中，國際衛生建議沒有“考慮到婦女保護自己免受感染的能力有限”。
[28]在兩場疫情中，所有咨詢意見都是以這樣一種（不準确的）見解為前提，即婦女擁有經濟、社會或管理權力，“行使國際建議中所包含的自主權”。
其結果是，國際衛生建議“進一步加劇”了已經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在災後救援方面，我們需要盡快解決性别數據缺口問題，因為毫無疑問，氣候變化正在使我們的世界更加危機四伏。
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顯示，現在的危險程度是40年前的近5倍：2000年至2010年間，洪水、風暴、幹旱和熱浪造成了3496起自然災害，而上世紀70年代的自然災害為743起。
[29]除了有分析認為氣候變化可能是造成沖突[30]和大流行病暴發[31]的一個因素外，氣候變化本身也在導緻死亡。
《柳葉刀行星健康》雜志2017年的一份報告預測，2071年至2100年間，歐洲每年将有15.2萬人死于與天氣有關的災難。
[32]相比之下，1981年至2010年間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數為3000人。
[33]而且，我們将在下文中看到，在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人中，女性也占主導。
直到2007年，我們才有了關于自然災害死亡率性别差異的确切數據，那年發表了第一份系統性的定量分析報告。
[34]這項對1981年至2002年間141個國家的數據分析顯示，女性在自然災害中死亡的可能性遠高于男性，相對于人口規模而言，死亡人數越多，預期壽命的性别差異就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國家裡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死亡率的性别差距越小。
莫林·福德姆解釋說，殺死她們的不是災難，而是性别——以及一個沒有考慮到性别如何限制了女性生活的社會。
研究發現，印度男性更有可能在夜間發生的地震中幸存下來，“因為他們會在溫暖的夜晚睡在室外和屋頂上，而這對大多數女性來說是不可能的”。
[35]在斯裡蘭卡，遊泳和爬樹技能“基本上”隻教授給男人和男孩；因此，當2004年12月海嘯來襲時（女性的死亡人數是男性的4倍[36]），他們更有能力在洪水中幸存下來。
[37]在孟加拉國，社會上存在着一種對女性學習遊泳的偏見，這大大降低了她們遇到洪水時的生存機會，[38]而這種由社會造成的脆弱性又因婦女在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的情況下無法獲準走出家門而加劇。
[39]因此，當飓風來襲時，女性得等着男性親屬把她們帶到安全的地方，并因此失去了寶貴的撤離時間。
龍卷風來襲時，她們也要浪費時間等待男人來通知。
福德姆解釋說，龍卷風警報會在市場或清真寺等公共場所播放。
但女性不會去這些場所。
“她們都在家裡。
所以她們完全依賴男性回來告訴她們需要撤離。
”許多女性最後也沒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