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日伊始，我們把輕薄的床墊擡到厚重的橡木桌子上，在寬敞的窗戶前做愛，直至此舉終顯無謂。
總有微風吹進房間帶來四層樓下碼頭的氣息。
我不由自主地陷入幻想，造物的幻想，事後我們躺在巨大的桌面上，在那悠深的沉默裡我微微聽到它在又跑又抓。
這是我頭一回察覺，這聲響讓我不安，我想和西瑟爾說說才能放心。
她沒什麼要說，她從不作抽象表述，也不評價環境，而是活在其中。
我們望見海鷗在頭頂上那方天空盤旋，或許它們一直都在高處看着我們，這才是我們的話題，對眼下稍作自娛的遐想。
西瑟爾總是任由事情主宰自己，攪咖啡，做愛，聽錄音帶，眺望窗外。
她從不說諸如我很高興，或是有點糊塗；我想做愛，或是不想；抑或我厭倦了家裡的争吵，她永遠不置可否，于是我隻好獨自忍受做愛時自己滿腦子類似罪惡感的雜念，又在事後獨自傾聽它在寂靜中窸窸窣窣。
直到有天下午，西瑟爾小睡醒來，從床墊上擡起頭說：“牆後面是什麼聲音在撓？”
我的朋友們遠在倫敦，他們曾寄來痛心而深沉的信，他們還會幹什麼呢？他們算老幾？他們這是幹嗎？他們和我一般大，十七八歲，可我假裝不明白他們的意思。
我寄回了明信片，告訴他們，我找到一張大桌子和一扇敞亮的窗。
我很快樂，生活看起來很簡單，我在做鳗魚籠，找到人生目标真是太簡單了。
夏日綿綿，我沒有再收到他們的來信。
隻有阿德裡安來看我們，他是西瑟爾十歲的弟弟，他來是為了逃避破裂家庭的折磨：母親反複無常的脾氣；姐姐們沒完沒了的争彈鋼琴；還有父親偶爾難堪的到訪。
西瑟爾和阿德裡安的父母在經曆了二十七年婚姻并收獲了六個孩子之後互相憎惡隻能作罷，最終無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父親搬到幾條街外的一家小旅館，為的是離孩子們比較近。
他是個業已賦閑的生意人，相貌好似格裡高利·派克，樂天派，懷揣滿腹有趣的掙錢計劃。
我以前常在酒吧裡見到他。
他不願談論本人的失業或是自己的婚姻，他也不介意我和她女兒同住在碼頭上面的屋子裡，而是跟我大講他在朝鮮戰争的歲月；他跑國際業務時的情形；還有他那曾經營私舞弊的朋友而今卻高高在上封了爵；後來有一天說到了奧斯河裡的鳗魚，河床上如何有成群的鳗魚浮遊，如果捉活的拿去倫敦賣能掙多少錢。
我告訴他我在銀行裡有八十英鎊，于是第二天我們買來了網、細繩、鐵絲圈、還有一個舊的儲水槽用來裝鳗魚。
我用了之後的兩個月來做鳗魚籠。
晴朗的日子裡我拿着網、鐵絲和細繩出去，坐在碼頭的纜樁上幹活。
鳗魚籠呈圓柱形，一端封閉，另一端有長長的錐形入口。
它埋伏在河床，鳗魚遊進去吃誘餌，以他們退化的視力是不可能再遊出來的。
友善的漁民們覺得很好玩。
河裡倒是有鳗魚，他們說，你也能抓到幾條，但你無法以此為生。
潮汐很快就會把你的網沖走的。
我們會用鐵砣，我告訴他們，他們笑着聳聳肩，并向我示範了一種更好的方法把網綁定在鐵圈上，他們也都認同我有權親身嘗試。
當漁民們駕船而去，我卻無心做活，我呆坐着看潮水一次次漫上沼澤地，鳗魚籠不用着急，不過我确信我們會有錢的。
我想用鳗魚計劃打動西瑟爾，我告訴她有人借給我們整個夏天一條劃艇，但她沒什麼要說。
于是我們轉而把床墊擡到桌子上，和衣躺下。
這時她才開始說話。
我們把手掌合在一起，她仔細檢查了兩隻手的大小和形狀，一邊看一邊評說，剛好一樣大，你的手指厚一點，你在這兒多了一塊。
她用拇指尖量我的睫毛，希望她的也一樣長，她跟我講她小時候養過的狗，長着長長的白睫毛。
她看着我被太陽暴曬過的鼻梁，又說到她兄弟姐妹中哪一個曬過之後變紅，哪一個變黑，她最小的妹妹有次說過什麼。
我們慢慢脫去衣服。
她蹬掉布鞋，說她的腳爛了。
透過敞開的窗戶能聞見淤泥、海草和塵埃，我合上眼睛聽着，絮絮叨叨。
她把自己這種自言自語叫做絮絮叨叨。
而我一旦進入她的身體，就情難自禁，我進入了自己的幻想，我那迅速膨脹的知覺和我們能在西瑟爾肚子裡孕育生命這一常識無法分隔。
我并非想要成為父親，我想的不是這個，而是卵子、精子、染色體、羽毛、魚鰓、爪子，那生命孕育之際的種種化學反應，在離我體尖僅幾英寸遠的暗紅色黏液上不可遏止地發展着。
我的幻覺在于當直面生命的力量和亘古時，我是那麼無以自持，單隻是這念頭就令高潮來得猝不及防。
當我告訴西瑟爾時她笑了。
哦，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