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地向我們懇求，跑到我們中間，假作頑皮，想哄我們玩别的遊戲。
最後實在沒辦法，他便抽瘋似的模仿我倆，讓我們看看自己的樣子有多愚昧。
最後他無力支持，奪門而去，在樓梯口用機關槍掃射德國鬼子和年輕的情侶。
隻是眼下西瑟爾和我的身體接觸越來越少了，無言之間我們都不太能提起勁頭。
并非我倆在走下坡路，并非我們不再兩情相悅，而是機緣在萎縮。
這恰恰就是因為房間本身。
它不再是四層樓上的空中閣樓了，不再有微風吹進窗戶，隻有從碼頭周圍水母死屍上蒸騰的潮熱和成群結隊的蒼蠅：兇悍的海烏蠅專找我們的腋窩猛叮，家蠅則抱團在我們的食物上盤旋。
我們的頭發又長又油，挂下來擋着了眼睛。
我們買的食物都化開，吃起來像河水。
我們不再把床墊擡上桌子了，現在地闆上最涼，而地闆上粘滿了膩膩的沙子，永遠都除不盡。
西瑟爾開始厭倦她的磁帶，她腳上的潰爛從一隻腳感染到另一隻腳，并開始散發氣味。
房間很臭。
我們沒有說起要走，因為我們什麼也沒有說。
每天夜裡我們都被牆那邊窸窸窣窣的聲音弄醒，如今聲音比以前響了，也更持久。
我們做愛的時候它在牆邊聽。
我們少了做愛，垃圾圍繞着我們聚集：我們懶得去丢的牛奶瓶、淌着灰白色汁的奶酪、奶油紙皮、酸奶盒、爛熟的臘腸。
這還不算，在這一片狼藉中，阿德裡安推車，怪叫，掃射，偷襲西瑟爾。
我本打算就我的幻想寫一首關于生命的詩，可看起來是無計契入，我什麼也沒寫，連首句也沒有。
我轉而沿着河溝遠行，一路縱深到諾福克腹地，看陰郁的甜菜地、電線杆和制服般灰色的天空。
還要再做兩個鳗魚網，每天我都強迫自己坐下來幹活。
可是我内心已對其厭倦，我無法真的相信鳗魚會鑽進去，甚至我都懷疑自己是否這麼期待，鳗魚安靜地藏身于河床底下陰涼的淤泥裡其實會不會更好。
不過我還是繼續做，因為西瑟爾的父親已經準備就緒，因為我得讓所有我業已投入的時間和金錢有所回報，因為這主意已經有它脆弱的勢頭，我停不下來，正如我始終沒能把牛奶瓶拿出房間。
這時西瑟爾找了份工作，這使我看清我們和别人沒什麼兩樣。
他們都有自己的屋子、住所、工作、事業，這就是人們的生活，他們有間幹淨點的屋子，好點的工作，我們隻是某個角落正在打拼的一對。
那是河對岸其中一所沒有窗戶的工廠，生産罐裝水果和蔬菜。
每天十小時，她要坐在機器轟隆的傳送帶邊，不能交談，搶在罐裝之前把腐爛的胡蘿蔔撿出來。
第一天收工後西瑟爾穿着紅白相間的尼龍雨衣和粉紅色帽子回家。
我說，你怎麼不把它脫掉？西瑟爾聳了聳肩。
對她而言都一樣，坐在家裡或是坐在工廠，在那裡他們沿着鋼架鋪排的喇叭接播BBC一台，四百名婦女半聽半怔，她們的手像上足馬力的梭子上下翻飛。
西瑟爾上班的第二天我搭渡輪過河在工廠門口等她。
幾名婦女由那面巨大的無窗牆面上開的一扇小鐵皮門出入，而後咿呀的汽笛響徹整個工廠大廈。
其他小門打開，人們紛紛湧出，簇擁到大門口，成群結隊穿着紅白相間的尼龍罩衣和粉紅色帽子的婦女。
我站在矮牆上想看到西瑟爾，忽然間這變得很重要。
我感覺要是我不能從這股紅色尼龍洪流中把她分辨出來，她就消失了，我們将一起消失，我們的時間就将一錢不值。
人流在湧向工廠大門時移動得很快。
有些人以婦女從小學來的八字步無望地半跑；另一些則盡可能地快走。
後來我才發現她們急匆匆地回家是為了給家人煮晚飯，是為了早一點開始做家務。
晚班的遲到者則想逆流沖出一條路來。
我看不到西瑟爾，我覺得自己瀕臨崩潰，我大聲叫她的名字，可是聲音被人群肆意踐踏。
兩個老一點的女人靠着牆駐足點煙，咧嘴沖我笑。
啜你自個兒吧。
我繞遠路從橋上走回家，打算不告訴西瑟爾我去等過她，因為那樣我就得解釋自己的驚慌失措，可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進門的時候她在床上坐着，她還穿着尼龍罩衣，帽子擱在地闆上。
你幹嗎不把那玩意兒脫掉？我說。
她說，是你在工廠外面？我點點頭。
你看見我站在那兒幹嗎不理我？西瑟爾轉過身把臉埋進床裡。
她的罩衣被機油和泥巴玷污，散發出異味。
我不知道，她捂着枕頭說，我一片空白。
我下了班腦子裡就一片空白。
她的話好似被隔絕一般，我環顧四壁，陷入沉默。
兩天後的星期六下午，我買了幾磅浸透血像橡皮一樣的牛肺作誘餌，他們稱之為“輕料”。
我們當即填好捕籠，趁落潮時劃船到中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