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地說出這一點，因為我們對大腦的了解遠遜于基因。
因此我們必然對那樣的大腦結構究竟是什麼樣感到很模糊。
所以當我最近收到一份由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的胡安·德利厄斯（JuanDelius）所寫的文章時，我感到十分地放松。
不像我，德利厄斯并不需要感到自卑，因為他是一名著名的腦科學家而我完全和腦科學不沾邊。
因此，我很高興他能夠勇敢地發表一個可能是覓母的神經硬件的詳細圖片來證明這一點。
他所做的很多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以遠比我更刨根問底的态度去探索覓母和寄生蟲的類比，更準确地說，寄生蟲在這裡是指以有害的寄生蟲為一個極端，有益的“共生體”為另一個極端組成的整體。
因為我自己對寄生蟲基因對宿主行為的“延伸的表現型”效應的興趣（請看本書第十三章以及《延伸的表現型》的第十二章），我很熱衷于這個想法。
順便說一句，德利厄斯強調了将覓母和它們的效果（“表現型”）的清晰區分。
他也反複強調了共适應的覓母組合體的重要性，在其中覓母是根據它們的共同适應性而被選擇的。
讓我們研究一下“上帝”這個概念。
我們不知道它最初是怎樣在覓母庫中産生的。
它大概經過許多次的獨立“突變”過程才出現。
不管怎樣，“上帝”這個概念确實是非常古老的。
它怎樣進行自身複制呢？它通過口頭的言語和書面的文字，在偉大的音樂和偉大的藝術的協助下，進行複制傳播。
它為什麼會具有這樣高的生存價值呢？你應當記住，這裡的“生存價值”不是指基因在基因庫裡的價值，而是指覓母在覓母庫裡的價值。
這個問題的真正含義是，到底是什麼東西賦予了“上帝”這一概念在文化環境中的穩定性和滲透性（penetration）？上帝覓母在覓母庫裡的生存價值來自它具有的巨大心理号召力。
“上帝”這一概念對于有關生存的一些深奧而又使人苦惱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表面上好像是言之有理的答案。
它暗示今世的種種不公平現象可以在來世中得到改正。
上帝伸出了“永恒的雙臂”來承受我們人類的種種缺陷，宛如醫生為病人開的一味安慰劑，由于精神上的作用也會産生一定的效果。
上帝這個偶像之所以為人們所樂于接受，并一代一代地在人們大腦裡複制傳播，其部分理由即在于此。
我們可以說，在人類文化提供的環境中，上帝這個形象是存在于具有很高生存價值或感染力的覓母形式中的。
我的一些同事對我說，我這種關于上帝覓母的生存價值的說法是以未經證實的假設作為論據的。
歸根到底，他們總是希望回到“生物學上的優越性”上去。
對他們而言，光說上帝這個概念具有“強大的心理号召力”是不夠的。
他們想知道這個概念為什麼會有如此強大的心理号召力。
心理号召力是指對大腦的感召力，而大腦意識的形成又是基因庫裡基因自然選擇的結果。
他們企圖找到這種大腦促進基因生存的途徑。
我對這種态度表示莫大的同情，而且我毫不懷疑，我們生就現在這個模樣的大腦确實具有種種遺傳學上的優越性。
但我認為，我的這些同事如果仔細地研究一下自己的假設所根據的那些基本原則，就會發現，他們和我一樣都在以未經證實的假設作為論據。
從根本上說，我們試圖以基因的優越性來解釋生物現象是可取的做法，因為基因都能複制。
原始湯一分子具備能夠進行自身複制的條件，複制基因就開始繁盛了起來。
30多億年以來，DNA始終是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值得一提的複制基因。
但它不一定要永遠享有這種壟斷權。
新型複制基因能夠進行自我複制的條件一旦形成，這些新的複制基因必将開始活動，而且開創自己的一種嶄新類型的進化進程。
這種新進化發轫後，完全沒有理由要從屬于老的進化。
原來基因選擇的進化過程創造了大腦，從而為第一批覓母的出現準備了“湯”。
能夠進行自我複制的覓母一問世，它們自己所特有的那種類型的進化就開始了，而且速度要快得多。
遺傳進化的概念在我們生物學家的大腦裡已根深蒂固，因此我們往往會忘記，遺傳進化隻不過是許多可能發生的進化現象之中的一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