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
史蒂夫·馬登鞋業的辦公室似乎隻有弄得跟大鞋盒似的才算合情合理。
事實上，馬登鞋業的辦公室是由兩個大鞋盒構成的：一個是在後面，大概是30英尺×60英尺那麼大，容納了一間小的工廠，裡面有很多舊式的制鞋機器和十幾或是幾十個說西班牙語的工人，這麼多工人就隻有一張綠卡，這樣一來誰也不用交稅；另一個鞋盒在前面，大小跟後面的差不多，作為公司職員的辦公室，職員中大部分都是20不到或20剛剛出頭的女孩子，大家都染着顔色各異的頭發，身體上還有各種各樣的穿孔。
這些年輕的女孩子們都穿着史蒂夫·馬登牌的6英寸高厚底鞋，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室内還放着震耳欲聾的嘻哈音樂，并且彌漫着一股大麻煙的味道，十幾個電話響個不停，大家都在忙着設計新的鞋樣，零零散散有幾位穿着傳統服裝的宗教領袖在做潔淨儀式，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還挺有效的。
隻差沒請真正的巫醫來行巫術，不過我相信這也快了。
無論如何，在上面提到的那個被當成辦公室的鞋盒前還有一個更小的鞋盒——大概10英尺×20英尺那麼大，這就是“笨鞋匠”史蒂夫的辦公室所在。
而從5月中旬開始，這4個星期以來，這裡也成了我的辦公室。
史蒂夫和我分坐在一張黑色富美家桌子的兩側，而桌子上也堆滿了鞋子。
此刻，我正在思考為什麼在我看來奇醜無比的這些鞋子會讓美國那些十幾歲的女孩如此着迷。
這些鞋子又厚又笨，鞋跟又高，也就是說但凡女孩穿上史蒂夫·馬登的鞋子，除非人特别矮，否則就都會比我高。
而這正是我無法接受的一個殘酷現實。
不管怎樣，我們必須承認史蒂夫·馬登是一家以産品為主導的公司。
這裡到處都是鞋子，尤其是辦公室裡，地闆上、天花闆上、廉價的折疊桌子上以及白色的富美家架子上都堆滿了各色各樣的鞋子，使得這些鞋子顯得更加難看了。
史蒂夫背後的窗台上堆的鞋子更多，以至于我都無法透過灰暗的玻璃窗看清外面那個灰蒙蒙的停車場，不過不可否認的是，這點倒是跟昆士區諸如伍德賽德的灰暗穹頂這種陰暗的格調很相配。
我們的辦公室坐落在曼哈頓東面兩英裡的地方，像我這樣有品位的人其實跟曼哈頓這種大城市更配。
不知何故，這家小公司的鞋快要供不應求了，而錢的魅力讓我和珍妮特會在這兒工作一陣子。
她在大廳的後面有間私人辦公室，而她同樣也被鞋子包圍着。
周一早上，我和史蒂夫正坐在我們那個堆滿鞋子的辦公室裡喝咖啡。
跟我們一起就座的還有公司新上任的運營官加裡·德盧卡。
說到新上任，其實也不是說他替代了誰，因為到目前為止這個公司都是在自動運行。
屋子裡還有一直以來擔任公司産品經理兼公司銷售主管的約翰·巴齊爾。
說來挺諷刺的是，從我們的穿着上你肯定想不到我們是在建設世界最大的女士鞋業公司。
我們個個衣冠不整——我呢，穿得像個打高爾夫的；史蒂夫就跟個乞丐似的；加裡則穿得像個保守的商人；約翰·巴齊爾大約三十五六歲，大鼻子、光腦門、滿臉橫肉，穿着褪色的藍色牛仔褲和松松垮垮的T恤，活脫脫一個送比薩的。
我對約翰佩服得是五體投地，他确實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他雖然是天主教徒，但他天生就有一種新教徒的職業道德——不管這意味着什麼——他的的确确對大局有着很好的掌控能力。
但另一方面，他隻要一說起話來就會唾沫四濺，這就意味着當他興奮的時候——或是想要說明一個問題時——你最好能穿上一件雨衣或是至少要坐到離他的嘴巴30度的地方。
而且當他唾沫星子四處飛濺時還會輔以各種誇張的手勢，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史蒂夫不願意給工廠下足夠的大訂單所引起的。
此刻，約翰正在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想法。
“我是說，史蒂夫，如果你不讓我們大量生産鞋子的話，那我們到底要怎麼來發展這個公司啊？喬丹，你來說說，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如果我手上沒有貨，我怎麼才能建立……”——讨厭！約翰在說到以“B”開頭的單詞時唾沫濺得最厲害，都噴到我的腦門了！——“……跟百貨公司之間的關系啊？”這個唾沫飛濺的家夥停了停，奇怪地看着我，尋思着為什麼我要用手托着腦袋，像是在聞手心似的。
我站起身來走到史蒂夫的背後以防自己再被約翰的唾沫濺到，然後說道：“你們兩個的意思我都明白。
這個與證券經紀沒什麼兩樣：史蒂夫想做得保守一點，不要堆那麼多庫存，而你則想主動出擊，積極地去開展銷售。
我都明白。
而答案就是——你們倆都對但其實也都不對，關鍵還是看鞋子能不能賣得出去。
如果能賣出去，你們就是天才，而且我們也能賺到大錢，但如果你們錯了——鞋子賣不出去——那我們就死定了，隻能守着這些一文不值的鞋子。
”
“不是這樣的。
”約翰反駁道，“我們可以随時把鞋子批量賣給Marshall’s和TJMaxx，但這樣一來我們跟百貨公司和專賣店的關系就搞砸了。
”現在史蒂夫直視着約翰的眼睛說道：“我們要保護這個品牌，約翰。
你還沒明白這一點。
”
約翰回答說：“我當然知道啊。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