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我們還能繼續為自己多印一些出來。
”我打了個大哈欠，“不過，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
我現在太累了，不想和你争辯什麼。
”
“你臉色看上去夠惡心的，”史蒂夫說，“噢，我這可是在關心你。
我真為你擔心，你的太太也是。
你必須把安眠酮和可卡因停了，否則你會把命搭進去的。
我也是過來人。
當時我的毒瘾幾乎和你差不多。
但我沒你有錢，所以不可以陷得太深，或者，我陷得和你一樣深，不過我戒的速度很快。
但對你來說，你這麼有錢，估計一時半會兒也沒法說戒就戒。
我隻是懇求你趕緊戒了，否則沒有什麼好下場的。
吸毒的人永遠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
“我懂你的意思，”我誠懇地說，“我向你保證，背傷一治愈我就戒掉。
”
史蒂夫贊同地點點頭，不過他的眼神仿佛在說，“還是眼見為實。
”
當我腳踩離合器，将手動擋換至4擋時，全新、潔白、12汽缸、450馬力的法拉利特斯塔羅薩發出了F–15戰鬥機在加力燃燒時的尖叫聲。
就這樣，我嘴裡叼着一卷優質大麻，在跨島公路上穿梭着，車子以120英裡/小時的速度在昆士區西北部又行進了1英裡。
我們的目的地是廣場大酒店。
盡管卡特最近一直很健康，但女公爵仍然緊張不安。
或許在廣場大酒店住兩個晚上對我們很有好處。
剛過7點，我們走進了廣場大酒店的旋轉門。
這是紐約我最喜歡的一家酒店。
不過，不爽的是，剛進房間沒多久電話就響了。
我們看着電話，心裡一沉。
除了正在照看卡特的珍妮特和娜丁的母親外，再沒有人知道我們現在在哪兒。
天哪！肯定有壞消息。
這再清楚不過了。
響完第三聲後，我說：“或許這是前台打來的。
”
我将手伸過去，抓起了電話，“你好！”
“喬丹，我是蘇姗娜。
你和娜丁必須馬上回家。
卡特燒到40.5度，他現在已經一動不動了。
”
我看着女公爵。
她看着我，等我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過去6周來她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我從未見過她如此緊張不安過。
如果我們剛出生的兒子不幸夭折的話，這對她将是緻命的打擊。
“親愛的，我們需要現在就離開這兒。
卡特發燒了，你媽媽說他現在一動不動了。
”
我的太太并沒有哭。
她隻是緊緊地閉上了雙眼，抿着嘴唇，開始點着頭。
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我們兩人都知道，不論出于什麼原因，反正上帝就是不希望這個無辜的孩子留在這個世界上。
至于原因，我想不出。
但現在不是流淚的時候，我們需要回家對我們的兒子說聲“再見”。
眼淚就先留着，到時注定會淚流成河。
穿過昆士區—長島邊界時，法拉利的時速已到了125英裡了。
“求你了！再快一些！我們必須趕快送他去醫院，再晚就來不及了！”女公爵說。
我點點頭，踩了下油門，車子像火箭般迅猛向前方沖去。
不到3秒鐘，時速已到了140英裡，而且還在繼續上升——超過時速75英裡的車子時仿佛它們都在原地靜止不動。
至于為什麼我們告訴蘇姗娜不要将卡特送到醫院，我不是很确定，不過這應該與“我們想在家中見到他最後一面”有關吧。
很快，我們就上了車道；法拉利還沒有停穩，女公爵就沖向了前門。
我看了看表：晚上7點45分。
從廣場大酒店到橡樹街開車通常需45分鐘，而我隻用了17分鐘。
從曼哈頓回家的路上，女公爵用手機和卡特的兒科醫生通過話，預斷結果非常可怕。
在卡特這個年齡，伴有全身不動的極度高燒很可能是脊膜炎。
脊膜炎分兩種——細菌性和病毒性的。
這兩種都是緻命的疾病，但區别在于，如果他成功挺過病毒性脊膜炎的初期，那麼他就可以完全康複；然而，對于細菌性脊膜炎，他極有可能在失明、失聰和智障中度過餘生。
這太令人難以接受了。
我一直在想，父母該如何學着去愛身患這類疾病的孩子。
我偶爾會在公園裡看到智障的小孩子。
這真是件令人揪心的事——看着父母盡其所能，為孩子創造哪怕一點點的快樂。
我一直對他們向孩子展示的深深的愛心存敬畏——盡管他們可能會感到尴尬，盡管他們會感到愧疚，盡管這對他們的生活會造成明顯的負擔。
我真的能夠做到嗎？我真的能夠應對自如嗎？當然，“我能夠”這種話很容易說出口，但說着容易做着難。
去愛一個你永遠無法真正了解，你永遠沒有機會建立感情的孩子……我隻能祈求上帝能賜予我力量，讓我成為這樣的人——一個好人——一個真正有力量的人。
毫無疑問，我的太太可以做到。
她似乎與卡特有一種極不尋常的親密關系。
這就像是從錢德勒懂事起，我和她之間的關系一樣。
事實上，即便現在，當錢德勒極為傷心誰也安慰不了時，總得靠爸爸救場才行。
而卡特，不足兩個月大，卻已經以這種奇迹般的方式向娜丁做着回應。
仿佛隻要娜丁一在他身邊，就可以讓他安靜、舒服，感覺一切都本該如此。
總有一天，我也會和我的兒子如此親密，是的，如果上帝給我這個機會，我一定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