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資金危局，要求她退租，好讓他們賣掉房子。
管亦心們陷入的實際上是一種倫理責任上的“三角債”。
我們先前說過什麼？她們對事物有比較恰當健全的看法，既不能像外賣騎手那樣，因為确實一無所有，所以安心“躺平”，也不能像房東米娅和駱笛（電影圈金牌夫妻檔），擁有莫名的自滿、自持和自矜，足以毫無愧疚地向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
于是清債的責任就必須由管亦心們承擔了，既然她們“健全”地保有對人和事物的同情。
《九月》故事裡的彭笑顯然和管亦心一樣，深陷于責任債務中，她對工作有責任，對老公有責任，對家政阿姨有責任，對自己的女兒有責任，對維護自己身邊局部的“社會系統”平穩運轉有責任。
貫穿于這些故事中的最重要因素是時間，盡管它們很少被準确注明，隻有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過的人才能夠辨别環境、衣物、職業、日常器具、說話方式、身體動作，所有這一切都附着有精确的時間标記。
人物攜帶着這些物化的時間标記，出沒于不同的故事中，讓它們變成一個時間上的整體。
那些因為叙述的天然局限，因為觀察視角的難以抵達，甚至因為命運的不可知而被偷去的時間，由此被作者重新找到，并且拼回空缺處。
叙事是一種關于如何偷走時間的藝術。
有些——比方說電影叙事，在觀看電影時，觀衆很難允許有人把時間輕易偷去。
如果銀幕上發生一個事件，過了十分鐘後另一個人物進來，觀衆心裡一定會想到，前十分鐘他在做什麼？對電影來說，這反而成了一種幻覺機制，電影藝術總是在征用它，其根源在于電影叙事中的所有事件都在銀幕上即時發生。
黃昱甯則反過來，通過找回這個人物被偷去的十分鐘，為《體面人生》中的這些故事營造出強烈的“現在”感：每一個故事，每一個場景，都因為人物附帶着另一個故事中的另一個時間，而在不斷消逝的時間中凸顯出來。
于是我們知道，《十三不靠》故事中的于思曼，從前叫于曉紅。
她在大學詩社認識康嘯宇之前，還有個小男友，叫阿B。
《阿B》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無法預知幾年後就會有雙休日的年代”，也就是說，那應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