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聲嘶力竭的“中國好聲音”,不待見低吟慢唱。
而所有的酒吧為了拉客,往死裡拼音量。
沒人是來消費音樂的,音樂在麗江的酒吧街不過是一塊塊桌布,用來鋪上各色洋酒、各種杯盞,以及各種黑絲大腿和各種裝逼、各種吹牛。
在這塊桌布上情欲是王道,連桌布本身都是浸漬着荷爾蒙的,歌手會在演唱的間隙不遺餘力地撮合單身男女們,順水推舟的女人們矜持地笑着,我見過她們錢包夾層中偶露峥嵘的避孕套。
每個酒吧門前都站着盛裝民族服飾的年輕小MM:“大哥找豔遇不,大哥來吧,我們家的漂亮妹子最多……”觸目驚心的納西普通話,撩人得很,意志稍不堅定,腳步就會偏移方向。
我始終覺得麗江酒吧街的酒吧不能稱之為酒吧,那些鑼鼓喧天的酒吧,比大多數城市的夜場都要來得熱鬧和浮躁。
相比之下,北京後海銀錠橋和當年三裡屯酒吧街是那麼的純潔。
現在想想,在這樣的地方想靠清淡的民謠謀生,無異于腌臜處種蓮花,唉,喂牛牡丹反被踹,大軍的選擇本就是一種活該。
于是,大軍重新回歸街頭。
破屋偏逢連夜雨,街頭的生意開始難做了。
自打麗江古城開收古城維護費的那天起,城管執法的力度驟然增強。
流浪歌手被當成非法流動經營者,每天被攆得狼奔豕走。
對策也迅速出現了,誕生了一個新的崗位,專門負責望風,一見制服出現,立馬風緊扯呼、暗語相贈。
畢竟道高一丈,人家執法隊員換了便服,夾在聽歌的人群中鼓掌,還蹲下來問問碟片的價位,然後笑笑地抓住吉他:“不好意思兄弟,琴沒收了。
”
就這樣,出現了流浪歌手和城管執法隊員之間的激烈對抗,半年的時間連着發生了好幾起流血沖突。
一把吉他往往意味着一個流浪歌手的全部身家,願意為此拼命的,大有人在。
大軍也被數次沒收過吉他,我目睹過一回,據說那是一把跟了他十年的吉他,他和旁人不一樣,完全不反抗,低着頭收納碟片、口琴、搖鈴,臉上一抹笑,逆來順受的一抹笑。
被同行欺辱,被遊人輕蔑,被制服制裁,他永遠是淡定相對,這幾乎讓我以為他是個有信仰的人。
我不想賣碟了。
于我而言,在麗江賣唱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并非真的要靠幾張CD來維系生活。
世道艱辛,謀生不易,再和大軍賣唱的時候,實在是不忍心把自己的碟片擺出來。
我多賣一張,無形中等同他就少賣一張。
但他不肯,每每堅持兩張專輯并排放在面前,有人要買他就說是兩張一套,一套一百元。
問津者往往嫌貴,問隻買一張可不可以,他就力推我的碟,還替我唱專輯中的歌。
他那時并不知曉我其他的職業身份,我每每尴尬萬分地接過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從未有求于我,隻是用一種最樸素的江湖道義來處世:哪怕讓自己唯一的謀生手段打折,也要兼顧兄弟的溫飽。
後來,他知曉了我的根底兒後,依舊是賣唱時力推我的碟片。
我說,我不缺這個錢啊。
他說,你開銷一定很大,掙點兒錢換張返程的機票也是好的哦……
這都不是錢不錢的事,我知道,這些年他隻是習慣了如此待我。
行文至此駐筆片刻,感慨良多。
江湖十年燈,搖搖曳曳,映照過不少人情練達、世态炎涼。
這條路上,同行者良莠皆存,秉俠義古風者于其中不過二三子,大軍是其中一人。
于情,他是個兄弟,于義,他算一位落拓街頭的君子。
我是個好交朋友的人,号碼簿裡一度幾千張名片,我也是個酷愛折騰的人,十年來大起大落,風光過,落拓過,經曆過幾次巅峰和低谷,也經曆過幾次生死。
起起伏伏間的倥偬,翻翻手機,屢屢發現能打個電話聊聊心事的人其實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多。
33歲後,在給自己的朋友圈子做加法時,我開始越來越謹慎。
該做做減法了。
篩盤搖來搖去,留下的才會是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