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一張16萬元的專輯
他還做過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現在，或者未來。
他循環不停地二着。
我們一開始賣碟都是找支電熔麥克，跑到朋友酒吧裡錄現場版，然後把Demo用電腦光驅刻錄出來。
我們把這種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術粗糙之意。
往好裡說是原汁原味，但給專業音樂制作人聽的話，無異于一次性飯盒裡盛着夾生餃子、沒褪幹淨雞毛的黃焖雞。
可一般購買者誰在乎這個啊，再說民謠聽的是歌詞内涵，本就和技術品質沒太大關系。
我堅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現在都懶得在配器和錄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錄歌也萬分抵觸各種Midi手段。
他卻不，賣了兩年毛片後，軸勁兒上來了。
不過是一個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卻把所有的積蓄全部拿出來，東求西告地籌錢，奔成都，跑廣州，租錄音棚，買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樂制作人，自己監棚給自己錄制專輯。
他花幹淨了身上的每一分錢，帶着母帶一路搭順風車回麗江，餓得馬瘦毛長，一見面就和我抱怨廣州的碗太小菜太貴。
我聽了下他錄制的這張專輯，叫《風雨情深》。
厚厚的外殼，铮亮的黑膠盤，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編曲和錄音不亞于一個出道歌手的專輯品質。
我問他共多少錢，他說沒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裝滿不在乎地說：“16萬。
”
說完，脖子都是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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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萬！一輛Smart微型車的價錢，一套發燒單發，一個二線歌手一場商演的報價。
一個中産階級或許可以滿不在乎地報出這個金額，但無産階級的大軍你滿不在乎個什麼勁兒啊你？16萬，一張碟你賣50元，賣3200張碟你才能回本。
你能保證麗江天天不下雨嗎？這裡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證琴被沒收的時候，碟片不會被沒收嗎？
我替他心痛，馬後炮地罵他：“花個一萬兩萬元的品質比之前的Demo好點兒就行了，你有幾個錢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獎。
”
大軍很包容地看着我說：“可那是我自己寫的歌啊。
”
我形容不出那種眼神兒，好像他是個戴紅箍的，我是個随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幫你推推歌吧，說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紅網絡，半個季度你就回本了。
你說好不好，我說，你覺得呢？唉，我和你說話呢，大軍……”
他“嗯嗯嗯”地應承着，聾子都聽得出那種敷衍。
“你和我敷衍個什麼勁兒啊！你又不用擔心欠我的人情。
你不是缺錢嗎？你是缺錢還是燒錢？”我知道他是個沒什麼世俗野心的人，但作為一個在實用主義者中長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這些折騰所為何求。
後來我發現，這次折騰隻是剛剛開始。
新碟出來後，他繼續以賣唱為生，計劃着還完了債，攢夠了錢再出第二張！他甚至已經把第三張碟的封面都找人畫好了。
我計算了一下投入産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認識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經理，沒有一個黑心理财經理的手段有大軍對他自己狠。
他是跟錢有多大仇啊，摁着自己腦袋，大頭兒朝下往井裡栽。
一起賣唱的兄弟們一個接一個地開店了，一個接一個地在麗江租得起院子了，他依舊在三步一亭、五步一崗的流浪歌手們的夾縫中讨生活。
他自己給自己規定了每天的銷售額度，每天下半夜才收工回家蒸飯，每天賣唱的時間幾近五個小時。
或許是因為品質的提升确有藥效，他名氣慢慢地越來越大，開始有人慕名來聽他唱歌，主動買碟。
我後來認識一些朋友，很會唱歌，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可以好到在“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稱王稱霸，在“快男超女”的舞台上加冕桂冠，可如果把他們都放在沒有反送音箱的街頭，我堅信沒有人能唱得像大軍那樣動聽，一個都沒有。
你見過不做作不裝逼不孤傲清高也不谄媚滿臉的流浪歌手嗎？
當下的大軍就是。
他唱歌的時候簡直可以用不卑不亢來形容，你若給他鼓掌，他面帶微笑，寵辱不驚。
他收錢的時候幾乎是一種理直氣壯，他說：“我的碟好啊，什麼電腦都能放出聲音來……”他說這句話時，我常常暗暗咽下一口血，眼前飛過一隻烏鴉，尾巴上拴着個牌子，上面寫着：16萬元。
自從開始賣新碟，他就變得很有親和力，甚至會很自信地贊美認真聽歌的人們：“哎呀，謝謝你專門來聽我唱歌，我的碟好啊，什麼電腦都能放出來……你長得這麼漂亮，你是從成都來的吧。
”
在他的腦子裡，所有漂亮的姑娘都是從成都來的，哪怕人家講的是廣東話。
關于姑娘，我知道和他有關的故事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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