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條之陰論
甲午戰争中國損失太大，面子上也過不去，梁啟超先生講，“華夏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
”這一仗可把中國人打醒了。
我們為什麼敗給小日本，有人開始琢磨，因為我們的變革沒有肥吸到根本，小日本除了人種不能變，其他全變了，完全西化。
咱們是弄一點皮毛，“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入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得，現在火器跟人家一樣，還幹不過人家，而且幹的還不是歐洲，是它的學生日本，跟老師打就更打不過了。
這樣來，中國人認識到，制度也得變革，所以有了戊戌變法。
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中華民族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危險。
但中國自然經濟進一步被破壞，大量的勞動力市場湧現，朝廷為了擴大稅源，解決财政危機，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标志着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經濟政策—從商轶變法開始的重農抑商政策開始改變，與世界潮流接軌，資産階級活躍異常。
19世紀60年代，由于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傳人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産生，出現早期維新思想。
王韬、鄭觀應在經濟上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進行商戰；文化上興辦學校。
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政治上實現君主立憲，突破了洋務運動的思想主張。
早期維新思想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隻是就事論事。
有行動的是康有為、梁啟超這幾位。
他們的思想為變法做了理論準備，主要是:
第一，開辦學堂，即廣州的萬木草堂。
萬木草堂主要講授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曆史政治沿革得失，涉及西方國家曆史、政治，也注重體育和音樂。
萬木草堂創辦之初，康有為就主張“脫前人之窠臼，開獨得之新理”。
草堂的命名，就有培植萬木、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才的意思。
1891年3月，康有為撰寫了《長興學記》作為萬木草堂學規，以《論語》“志丁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為綱，對學生施以德、智、體教育。
在德育方面，康有為提倡厲節、慎獨、主靜、養心、檢攝威儀、敦行孝佛、崇尚任恤、同體饑溺等傳統道德修養，其中的内容仍然沒有脫離封建教育，但他的目的則在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從而讓更多的國民發憤圖強。
在智育方面，當時萬木草堂開設四種課程:義理之學、經世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
義理之學，包括孔學、佛學、周秦諸子之學、宋明理學、泰西哲學等經世之學，包括有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洽應用學、群學等考據之學，包,}中國經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緻學等詞章之學，包括中國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
這些課程，雖然還是以傳統的學術為主幹，但與當時專學八股，帖括詞章的傳統學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體育方面，除規定上體育課之外，康有為又将體育與習禮結合起來，離體育于禮儀音樂之中，并舉行兵操和射擊練習。
在弟子們的幫助下，康有為編着《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宣傳今文經說，鼓吹變法維新。
起初有學生不滿20人，後增至L00多人，培養出一批著名的維新變法人才，其中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成為戊戌變法的骨幹。
1894年康有為赴北京參加會試，學堂刊貧停辦。
1896年後又有短期講學活動。
由于萬木草堂明确提出中體西用為辦學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對當時的書院教學影響很大。
後來梁啟超在湖南主講時務學堂時，基本上承襲了萬木草堂的辦學精神。
第二，康有為把西方政治資本主義學說同傳統儒家思想相結合宣傳維新變法，撰寫了《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奠定資本主義維新派進行變法的理論基礎。
第三，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變法迪議》，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指明變法有四條途徑:其一，像日本，自變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其三，如印度，見并于一國而代變者也其四，如波蘭，見分于諸國而代變者也。
吉兇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主張學習日本，迅速變法，避免印度、波蘭那樣亡國的命運。
第四，發動“公車上書”，使維新思想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
1895年李鴻章跟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簽完字之後需要兩國的皇帝批準，加蓋玉玺，用玺之後才能生效，當時日本給的期限是十天。
消息傳來，康有為正好在北京參加會試，聯絡各省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聯名給皇帝上書，康有為在上書裡說:“聞日本索償二萬萬，是使我臣民上下三歲不食乃能給之。
若借洋債，合以利息扣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