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語，充滿當時的俚語俗言，而且非常口語化，讀來饒有趣味。
因為他沒文化，或者他成心給老百姓寫白話，這則聖旨，是朱元璋給戶部下發的清查登記戶口的指示：“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指示戶口不明白哩。
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着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着，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來作軍。
比到期間，有司官吏隐瞞了的，将那有司官吏處斬。
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
欽此。
”這道有趣的聖旨，看起來是朱元璋親自所寫。
如果讓身邊的官員代拟，肯定是文绉绉的，不會如此直白了。
這聖旨一念，老百姓都高興了，這皇上跟我們說的話一樣。
古人寫的那些筆記，也多是白話，道光皇上召見我，正事說完了，我跟皇上聊天，聊了天我把皇上說的話給記下來了：卿幾刻進宮？家有幾子？當未當差？就是咱們現在講上班沒上班，所以古人的言文不一緻。
胡适先生認為言文應當一緻，胡先生牛到什麼程度，他本人是哲學博士，另外一生獲有３５個榮譽博士學位。
時間跨度從民國２４年（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９年。
按學科分：法學２４個，文學９個，人文學１個，不明學科１個；按國家和地區分：美國３１個，加拿大２個，英國１個，香港一個。
雖然胡先生的博士學位很多就是名譽授予的，可是你要明白名譽博士要比你實際讀下來的要高，你都沒有跟我這兒念，我就給你一個博士，那就證明我認為你夠格。
所以你看劍橋大學授予金庸名譽博士，然後金庸還在那兒讀博士，有人挺奇怪：你都是劍橋的名譽博士了，你還讀什麼？胡先生這麼牛的一個人，他到北大去告訴大學生，我們要寫白話文章，那大學生很反感啊。
民國時候的大學生相當厲害了。
那時候初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了，小學畢業，在街上寫書信測字，你就能養活自己。
胡先生去大學講寫白話文，底下學生舉手，這個白話文啰嗦，拍電報費錢。
電報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一個字一兩銀子，這個文言文拍四個字，“母喪速歸。
”白話文啰嗦，“胡先生你媽死了，趕緊趕回來吧。
”胡适一聽這個也不生氣，微微一笑，說現在這樣，有人請你們出山去做官，而你不願意去，你們用文言，我用白話，咱看誰短。
這一幫學生開始用文言文起草，最長一個孩子寫了４０多個字，最短的孩子是八個字：“才疏學淺，難堪大任。
”胡先生的白話文隻有五個字：我不幹，謝謝。
要是不講禮貌的話，兩個字就完了：不幹。
一個字：不！就完了。
人性本是複雜的，據說溥儀在１９２１年，在深宮安裝第一部電話後，曾經給胡适打過一個電話，請胡适來宮裡走走。
胡适沒幾天就去宮廷與溥儀會晤。
胡适的這次出行，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很多人因此指責胡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不應該去見廢掉了的末代皇帝。
而胡适認為，他并不是見一位前朝皇帝，而隻是見一個可憐的少年。
事實上，胡适也免不了激動不已。
在胡适見完溥儀的當晚，給溥儀的英文老師寫過一封信：“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竟能在末代皇帝，曆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面前，占有一席之地。
”很難想象胡适先生與兼具末代皇帝與可憐小青年雙重身份的溥儀之間，會有怎樣一番對白。
到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下令中小學教科書開始采用白話文，這造成一個嚴重後果就是我們今天閱讀古籍非常困難。
新文化運動後期，布爾什維克主義勝利，李大钊同志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舊民主主義革命史就此結束，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