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可以算是共和國第一代正兒八經專業的刑事技術人員（70年代前，刑事技術和偵查是不分家的，正兒八經的有刑事技術專業之說，應該是70年代了），痕迹檢驗的專家。
在我很小的時候，他就表達出一個夙願，希望我能夠子承父業。
爸爸是我的偶像，他的警服和手槍一直是我從小垂涎的物件。
光鮮的背後一定會有很大的付出，因為熱衷于事業，我的媽媽承擔了所有的家庭重擔。
媽媽也能理解爸爸的辛苦，但是她卻舍不得自己的兒子也這麼辛苦，于是，反對我當警察，是從小以來媽媽和我說的最多的話。
不當警察當什麼好呢？作為護士長的媽媽，自然支持我去當一名醫生。
治病救人，一樣的神聖和光榮。
所以，從小，我的理想就搖擺不定，一段時間立志當警察，一段時間立志當醫生。
就這樣警察警察醫生醫生的度過了艱苦的高中三年，在填報志願的時候看見了一個新鮮的詞兒：“法醫”。
挺好，兩者兼顧了！頂着媽媽的反對，順着爸爸的支持，我填寫了第一志願。
那一年是1998年，我以高出普通本科線30分的成績（其實不夠重點線）考進了皖南醫學院的法醫學系。
那時候法醫專業可以說是冷門的很，全國一年隻有300名畢業生，我的班級40名同學隻有我一個是第一志願，其他的同學都是服從分配服從到了這個專業。
于是，我們40個人就這樣一半懊惱一半好奇的開始了新學期。
學醫的童鞋們都知道，大一就很痛苦，系統解剖學的挂科率可以算是醫學生中繼生理、生化和病生之後最高，最為噩夢的一門課程。
僥幸的很，我及格了。
那個時候，爸爸已經是老家公安局的副局長了，所以走了後門，讓我暑假期間就在公安局刑警支隊的法醫部門開始實習。
僅僅學過系統解剖學的我，離法醫學的及格線太遠了，但是就這樣趕鴨子上架，開始進行實踐工作。
南方城市，命案少得很，暑假期間也就成天跟着老家法醫部門的頂梁柱–聖兵法醫（他現在已經不幹法醫了，但是我一直崇拜他，他是我的啟蒙老師。
）後面看看傷情鑒定什麼的，當然，看得也是一頭霧水。
直到一天，法醫門診的電話鈴聲急促的響起。
“法醫門診。
”
“我是重案大隊小李，石城路發生一起群毆事件，一名男子死亡，請過來看現場吧。
”電話那頭充滿了疲倦。
“命案？”我一時有些手足無措。
聖兵哥一把搶過電話：“什麼情況？有頭緒麼？”後來我才知道，所謂的“有頭緒麼”就是指犯罪嫌疑人明确不明确，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确，那麼這樣的案件法醫的壓力就會很小，隻要做一些基礎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沒有頭緒，法醫需要分析推理的内容就很多，現場勘查和屍檢工作也會多花一倍的時間。
“打架而已，抓了好幾個了，剩下的都在追，跑不掉。
”
“好，馬上到。
”聖兵哥長籲一口氣。
坐着标有“刑事現場勘查”、拉着警報的警車去現場，總有些莫名其妙的刺激感。
現場很平靜，比想象中平靜太多了。
馬路的旁邊，胡亂的拉着一圈警戒帶，周圍熙熙攘攘的擠着一些圍觀群衆。
警戒帶中間是啥也沒有，實在不知道這些童鞋圍觀些什麼。
走到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