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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兇手離開的路線上，我們找到了七八滴連續的滴落狀血迹，非常新鮮，但是離樓房很遠。
“為什麼血迹這麼孤立？”趙法醫問。
“我覺得吧，”我說，“可能是兇手離開樓道的時候，捂住了自己的傷口，走到這裡的時候，捂住傷口的手松開了，所以傷口會繼續往下滴血。
不要滿足，要繼續找。
”
果然，用同樣的辦法，我們在楊風家的樓道裡發現了幾小滴血迹，這幾滴血迹在楊風留下的大滴大滴的血迹旁，雖然不起眼，但還是被我們發現了。
“這個也很可疑。
”我說，“提取，趕緊做DNA。
”知否小說
DNA檢驗很快開始進行，與此同時，我和趙法醫仍在堅持不懈地尋找可疑的血迹。
夏季的烈日很快烤得我們汗如雨下，但我們一刻也沒停，一直找到下午時分，才惋惜地發現，的确再沒有其他可疑的血迹了。
但是之前找到的這幾滴血的DNA檢驗結果一出來，還是讓我們徹底興奮了。
這幾滴血不屬于任何一位死者，而是屬于一個陌生的男性。
“永哥，走！”我眉飛色舞地喊道，“我們馬上去專案組！”
在專案會上，我把之前通過現場勘查、屍體檢驗得出的幾點推斷逐一闡述，并且說明了理由。
我信心滿滿地說完了全部的依據，并沒有迎來想象中雷動的掌聲，反而是一片冷場。
專案組成員一個個瞪着眼睛看着我，好像徹底被我的推理給繞暈了，似乎有些異議，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反駁。
這詭異的氣氛直到DNA室的阮主任沖進了會議室才被打破。
阮主任眉飛色舞地說：“并上了！”
專案組成員的注意力全部被阮主任吸引了過去。
許支隊急忙問道：“身份清楚嗎？”
這就是法醫的悲劇。
法醫累死累活地幹一整天，絞盡腦汁地推斷，還不如DNA實驗室的一次串并。
我經常說法醫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其他的刑事技術都是看到儀器出什麼結果，就下什麼鑒定結論。
隻有法醫和痕檢兩個專業是要憑着經驗和主觀認識拼了命地推斷、推理、猜測。
猜對了還好，一旦猜錯了，名聲可能就此臭了。
很多領導在意的是DNA結果有沒有做出來，而對法醫辛辛苦苦在現場和屍體上提取DNA檢材的過程并不感興趣。
阮主任很自豪地說：“身份清楚，血是一個叫洪正正的二十二歲男子的。
該男子是本地人，長期在外打工，去年因為打架鬥毆被處理過，恰巧也取過他的血液樣本。
”
許支隊轉頭對我說：“秦科長，貌似你的推斷錯了。
”
“嗯？”我仍沉浸在那種不公平的情緒當中，被許支隊這樣一說，更是憤然，“我哪條推斷錯了？”
“你剛才說兇手可能是家長。
”許支隊眯着眼睛說，“現在看來，兇手才二十二歲，孩子不可能都上六年級了吧？”
偵查員中傳來一陣嬉笑。
我臉一陣紅一陣白，但是依舊穩住情緒，堅持道：“我說過，我認為本案作案人數應該是兩人，這個洪正正隻是其中一人，另一人不能排除是學生家長。
”
許支隊呵呵一笑，并沒有接我的話，隻是輕聲地對偵查員們說：“先去把洪正正抓回來，就什麼都搞清楚了。
”
我打斷了許支隊的話：“那，家長不查了？”
許支隊說：“查家長的那組人現在終止任務，去抓洪正正。
把他抓回來，剩下的事都好辦。
”
我沒有再辯駁，郁悶地和散會的偵查員們一起走出了專案組會議室。
一下午的時間，我都坐在市局法醫室裡，反複看着電腦上“雲泰案”的照片，照片亂糟糟地塞在腦子裡，理不出任何頭緒。
僅憑這幾組照片實在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去破案，更沒法去甄别犯罪嫌疑人，可能這也是該系列案件至今沒有破獲的原因吧。
次日淩晨，賓館的電話響起，是趙法醫打來告知我洪正正已經到案的消息，洪正正右手虎口處确實有傷。
現在偵查部門正在對他進行突擊審訊。
我蒙眬着雙眼，“哦”了一聲，就挂斷了電話繼續睡覺。
因為忘記定鬧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