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鐵地說。
來到專案組，看到偵查員們垂頭喪氣、一臉疲憊，我就知道我的猜測沒錯。
“雖然問出了點兒情況，但是沒有多大的價值。
”偵查員見我和大寶走進門，說。
“哦？說說看。
”
“胡黎苗幾個人的口供開始都很一緻，和報案的時候說的一樣。
”偵查員說，“但我們經過摸排，當天晚上全村打麻将的就他們家，胡奇回家拿錢又出門，肯定就是去他們家賭博。
用這個撒手锏，我們進行了進一步審訊。
審訊的結果是，幾個人的供詞一緻：胡奇晚上九點多經過他們家門口，進門看到他們在打麻将，就離開了。
過了二十多分鐘，胡奇又回到他們家，要求胡黎苗把位置讓給他打。
幾個人都知道胡奇是屬于赢了就跑、輸了賴賬的人，所以都不願意和他打。
他拿出身上的幾百塊錢，說這次不賴賬。
他們還是不同意，胡奇就氣鼓鼓地跑了。
他們害怕胡奇的死和他們幾個扯上關系，所以才約定了攻守同盟。
”
“然後呢？”我問。
“然後他們過了一會兒就聽見槍響。
”偵查員說，“出門後看見遠處胡奇搖搖晃晃的，也沒在意。
幾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
“看來他們沒說謊。
”林濤從門外走了進來。
之前我讓他去審訊室看看幾個人的手，有沒有遺留火藥痕迹。
“既然這樣，我覺得我有一點兒思路了。
”我揉了揉太陽穴，像一休一樣，想讓智慧賜予我力量。
“說說看吧。
”一夜沒睡的主辦偵查員疲憊地說。
我說：“首先，我認為兇手是女人。
”
“女人？”主辦偵查員的嘴角露出一絲不信任的笑容，“這怎麼能看得出來？”
“第一，從這塊磚頭看，”我一邊打開幻燈機，一邊說，“磚頭的兩側都隻有指尖的痕迹，沒有指腹的痕迹。
用指尖拿磚頭太累人了，除非這個人手小，不得已而為之。
”
我頓了頓，說：“标準尺寸的磚頭，寬度是十二厘米。
一般男人的手都是可以拿起來的，用指腹捏住磚頭兩側。
但是女人的手小，隻能用指尖捏住。
”
有人點頭，有人存疑。
我接着說：“第二，用磚頭打擊頭部，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傷害，但是死者隻有頭皮和頭皮下有個血腫，顱骨沒有骨折，硬膜下沒有出血，腦組織的挫傷也很輕微，這說明行兇者的力氣很小。
綜合這兩點，我認為兇手應該是個女人。
”
“那什麼女人會殺他？”主辦偵查員接着問，“調查中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不正當男女關系啊？”
我說：“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兇手應該和死者熟識，關系非常親近。
我們可以把現場重建一下：死者被人用磚頭打中枕部，然後倒地，他拿着的槍也就掉落在一旁。
兇手撿起槍，對着他的腿部打了一槍。
”
“死者是處于躺着的體位被打的？”大寶插話道。
“當然，也可能是坐在地上。
”我說，“彈道和腿骨幾乎是平行的，方向從下往上。
槍有那麼長，除非死者的雙下肢是平放的，不然不可能形成這樣的創道。
”
“有道理。
”大寶像是在和我說相聲，“沒有不正當男女關系？關系親近？”
我接着說：“既然在這個過程中，那幾個已經被排除嫌疑的人說了沒聽見動靜，說明死者并不懼怕兇手，他認為她不敢開槍，他不需要對她進行抵抗，他不需要叫喊呼救。
中槍後，因為高度驚恐、大量失血以及酒精作用，他也沒能發出叫喊聲。
”
我見大家都在奮筆疾書，記錄我的分析，便喝了口茶，頓了頓，留出他們寫字的時間，然後說：“第三個問題，我認為兇手的住址，應該是在現場往西一百米左拐彎的那個巷道。
結合現場環境，如果兇手往東走，必然要經過胡黎苗的哥哥家，而且走到離現場三百米外，至少需要一分多鐘。
那麼聽見槍聲後二十秒就出門的幾個人，肯定可以看見。
如果兇手往西跑，二十秒的時間，能跑一百多米，如果經過那個巷口繼續往西，她同樣會被東邊數百米的幾個人看到身影。
所以，兇手應該在這二十秒的時間内，恰巧拐到巷道裡。
我看了現場，因為公共廁所的阻隔，幾個打麻将的人看不見那裡。
”
“那個巷道裡住了七八戶人家呢。
”偵查員說，“包括死者自己家。
”
我笑了笑，說：“第四個問題，你們有沒有想過，兇手為什麼要打死者呢？我說的是打，不是殺。
當時死者躺在地上，由于酒精作用，并沒有多少反抗能力，如果兇手想殺人，随便打哪裡都可以殺人。
為什麼她要選擇最不可能死人的地方——腿部呢？當然，打斷股動脈這個結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