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用日語（而且是關西腔）給披頭士的《昨天》（Yesterday）填詞的人，隻有這位名叫木樽的哥們。
他隻要一泡澡，便會扯着嗓子大唱這首歌。
昨天，是明天的前天，
是前天的明天。
我隻記得開頭好像是這麼兩句，無奈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還真說不準到底是不是這兩句了。
反正不管你怎麼聽，他那歌詞從頭至尾都沒啥意義可言。
總之就是毫無品位，跟人家原來的歌詞整個一風馬牛不相及的玩意。
充其量是将一首耳熟能詳的憂郁而動聽的旋律，和有那麼點無憂無慮的——或者應該說是毫不傷春悲秋的吧——關西腔的韻味，大膽地排除了有益性的奇妙拼合而已。
至少我當時是這麼感覺的。
現在想來，我既可以把它當做滑稽的惡搞一笑了之，也可以從中讀取某些隐含的信息。
不過，當時我聽他唱那首歌，隻覺得好笑死了。
木樽雖然說着一口在我聽來很純正的關西腔，其實是土生土長的東京都大田區田園調布人。
而我和他正相反，地地道道的關西人，卻說着一口标準的普通話（東京方言）。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倆真不愧是一對兒奇妙的組合。
和他相識是在早稻田正門附近的咖啡館打工的時候。
我在後廚幹活，木樽是服務生。
一閑下來，我倆就湊到一起聊天。
我倆都是二十歲，生日隻相差一個星期。
“木樽這個名字很少見啊。
”我說。
“那是，咱這名字特少見吧。
”木樽說。
“以前羅德有個同名的投手。
”
“哦，那個人呀，跟我可八竿子打不着。
不過，這個姓太稀罕了，也說不定什麼地方能跟他扯上那麼點關系呢。
”
那個時候，我是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的二年級學生，他是浪人，在讀早稻田的補習學校。
問題是，都已經是二浪了，卻根本瞧不出他在努力備考。
一有空他就看一些與考試無關的閑書。
諸如吉米·亨德裡克斯（JamesMarchallJimiHendrix）的傳記啦，象棋棋譜啦，或是《宇宙是怎麼形成的》之類的。
據他說，這都要怪從大田區的自家走讀了。
“你家在大田？我一直以為你是關西人呢。
”我說。
“錯，錯，咱可是生在田園調布，長在田園調布的啦。
”
我聽了驚詫不已。
“那你為什麼說一口關西話呢？”
“後天學的呗。
來它個一念發起！”
“後天學的？”
“就是玩命學的呀。
也就是正兒八經地學習動詞、名詞、語音語調什麼的呗。
這和學習英語或是法語之類的外國語言，從根兒上說是一碼事。
我還專門去了好幾趟關西實地學習呢。
”
我簡直欽佩得不行。
竟然有人像學習英語或是法語一樣“後天”習得關西腔，真是聞所未聞。
我不禁感慨東京到底是人多地廣，覺得自己就跟《三四郎》似的缺少見識。
“我從小就是狂熱的阪神老虎球迷。
隻要東京有阪神老虎的比賽，我絕對去看。
可是吧，就算我穿着豎條紋的隊服去外野拉拉隊的坐席區，人家一聽你是東京口音，根本不搭理你。
這意思就是說，拉拉隊不要我。
我一氣之下，發誓要學會關西腔，就這麼着苦學起來，累得我都快吐血了。
”
“這麼點動機就讓你學會了關西腔？”我大為驚訝。
“可不嘛。
跟你這麼說吧，阪神老虎，就是我的一切。
從那以後，我不管在家裡還是在學校，一律隻說關西話，就連睡覺說夢話都是關西腔的。
你覺得怎麼樣，我的關西腔夠标準的吧？”
“那是當然，就跟關西人一個樣。
不過，你說的并不是阪神之間的關西腔吧。
而是大阪市内的，相當靠市中心的口音。
”我說。
“喲呵，你還真能聽出來啊。
高中暑假的時候，我去大阪的天王寺區家庭寄宿（homestay）過。
那兒可真是個好玩的地方。
走着都能去動物園。
”
“家庭寄宿啊。
”
“我要是像學關西腔那麼玩命地投入備考的話，也不至于當第二回浪人哪。
”木樽自嘲道。
我也覺得是這麼回事。
一旦迷上了某件事，便一頭紮進去不出來，這一點也像極了關西人。
“那麼，你是哪兒人？”
“神戶附近。
”我說。
“神戶附近地方大了，到底是哪兒啊？”
“蘆屋。
”我說。
“不錯的地方嘛。
早告訴我不就得啦。
還繞這麼大個彎子。
”
我解釋說，别人一問我的出生地就說是蘆屋的話，别人會以為我是有錢人家的孩子。
雖說大家都是住在蘆屋，但生活狀況是參差不齊的。
我家就不是什麼有錢人。
父親在制藥公司工作，母親是圖書館管理員，房子又小，開的車子也是輛奶油色的豐田卡羅拉。
所以，别人問我住在哪兒時，為了不給人先入為主的印象，總是回答“在神戶附近”。
“噢，是這麼回事啊，這麼說，你和我正好相反喽。
”木樽說，“我也跟你一樣，雖說是住在田園調布，可我家其實是田園調布最破爛的地方，我家的房子，那也是相當的破爛。
你啥時有空來玩玩吧。
你看了，肯定吃驚得瞪大眼睛說‘這就是田園調布嗎’‘不會吧’什麼的。
可是，老在乎這些有什麼用啊。
家不過是個住的地方罷了。
所以，初次見面我就劈頭蓋臉地告訴人家，咱是土生土長在田園調布的耶，怎麼着吧。
就這樣。
”
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于是我倆就像朋友般的交往起來。
我來東京以後，就不說關西話了，這是出于下面幾個想法。
我在高中畢業之前一直說關西話，從來沒有說過東京話。
可是，來東京一個月後，當我意識到自己已經流暢自然地操着這種新語言說話時，非常吃驚。
或許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本來就具有變色龍的天性吧。
要不就是對于語言的音感好得超乎常人。
不管什麼原因吧，反正即便我說自己是關西人，也沒有一個人相信。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想要脫胎換骨，變身為全然不同的一個人，這個欲望使我放棄了關西話。
考上東京的大學後，乘坐新幹線赴京的一路上，我都在思考。
回顧十八年一路走來的人生，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令我羞恥的。
我并沒有誇大其詞。
說實話，差不多都是讓我不堪回首的過往。
我越是回想過去，就越是對自己這個人感到厭惡。
當然也有些許美好的回憶，我不想否認這一點。
雖說也不是沒有一點值得自豪的經曆，但是，從數量之比來看，讓我臉紅的事、讓我無地自容的事要多得多。
回想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可以說平庸至極、悲慘至極到無法形容，大多不過是些缺乏想象力的、中産階級的破爛玩意。
我恨不得把這些破爛團成一團，塞進一個巨大的抽屜裡去，或者一把火燒成灰燼（盡管不知道會冒出什麼樣的煙來）。
總之，我想要讓過去的一切都化為零，讓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在東京開始新的生活。
我要在東京嘗試開拓自己新的可能性。
因此，在我看來，抛棄關西腔，掌握新的語言，也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标的具體（同時也是象征性的）手段。
因為，最終是我們使用的語言塑造了稱之為“我們”的這群人。
至少十八歲時的我，是這樣以為的。
“你所說的羞恥的事是什麼？什麼事讓你感覺這麼羞恥呢？”木樽問我。
“所有的事。
”
“和家人關系不好嗎？”
“也不是不好。
就是覺得羞恥。
和家人在一起本身就覺得羞恥。
”
“真是個莫名其妙的家夥。
和家人在一起有什麼可羞恥的？你看看我，在家裡歡樂着呢。
”
我沒有說話。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明。
如果問我奶油色的豐田卡羅拉車哪裡讓你羞恥的話，我還真答不上來。
其實隻不過是覺得房子前面的路太窄，還有父母對于講排場、買好車沒有興趣而已。
“由于我不愛學習，父母每天都唠叨我。
聽這些叨叨當然不舒服，不過，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唠叨我就是他們的工作。
這種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得了。
”
“還是你想得開。
”我很羨慕地說。
“有女朋友嗎？”木樽問道。
“現在沒有。
”
“這麼說以前有過了？”
“不久前吧。
”
“分手了？”
“是啊。
”
“因為什麼分手的？”
“這個說來話長。
我現在不太想說。
”
“蘆屋的女孩兒？”
“不是。
不是蘆屋的。
她住在夙川。
離得比較近。
”
“她跟你上床了嗎？”
我搖搖頭。
“沒有，沒有跟我上床。
”
“因為這個分手的？”
“原因之一吧。
”我想了想，回答道。
“這麼說，隻差最後一道防線了？”
“是啊，就差一點。
”
“具體到哪一步了呢？”
“我不想談這個。
”
“這也是你說的‘羞恥的事’之一吧？”
“是的。
”我說。
這也是我不想回憶的事情之一。
“你小子還真是個奇妙透頂的家夥啊。
”木樽感慨地下了結論。
我第一次聽到木樽高唱自己填詞的那首奇妙的《昨天》，是在田園調布他家的浴室裡。
（他家既不是位于他所說的那樣破爛的地區，也不是那麼破爛的房子。
隻是位于很普通的地區的很普通的房子。
雖然舊了些，可比我在蘆屋的家大。
隻是不那麼漂亮而已。
順便說一下，他家的車是不久前流行的深藍色的高爾夫。
）他回家後頭一件事就是鑽進浴室，而且老半天也不出來。
所以，我也經常拿個小圓凳，往更衣處一坐，透過門縫跟他說話。
他這毛病起因于不逃進浴室裡的話，就得聽他母親的叨叨（不外乎是對不好好學習的特立獨行的兒子沒完沒了的抱怨）。
在浴室裡，他大聲地為我——也不能斷定是為我——披露了這首自己填寫了搞笑歌詞的歌曲。
“你的歌詞哪有什麼意思啊？反正我聽起來純粹是糟改人家《昨天》。
”
“瞎說。
我哪裡糟改它了？退一步說，就算是糟改了，沒有品位原本不就是約翰所追求的嗎？你說對吧？”
“《昨天》的作詞作曲可是保羅。
”
“有這事？”
“沒錯。
”我斷言，“保羅一個人創作了這首歌，自己一個人進錄音棚，彈着吉他唱的。
後來才加入了弦樂四重奏。
其他成員都沒有參與創作。
因為其他三個人覺得，這首歌對于披頭士這個組合而言過于輕柔婉約了。
盡管名義上是列侬=麥卡特尼創作。
”
“哼，我可沒有你那麼淵博的知識。
”
“這算什麼知識。
地球人都知道的。
”我說。
“嗨，管它呢。
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無所謂的。
”木樽坐在熱氣騰騰的浴缸裡，悠然自得地說道，“我隻是在自己家的浴室裡唱歌，又不打算出什麼唱片。
也沒有侵害别人的版權，影響到别人。
憑什麼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