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寫《白色巨塔》的過程中，筆者花費了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在搜集資料上。
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醫學門外漢，因此采訪之前必須做好功課，若要采訪癌症手術，就得事先閱讀專業書籍，将手術的步驟、周邊的髒器等知識牢記在腦海裡，否則一場采訪也等于白做了。
對我來說，就連醫學術語也考驗着我這個外行人，例如“外科侵襲”、“剖檢”等，一些難解的術語不勝枚舉。
它們之所以困擾我，原因就在于多半的術語是在明治時代由德文直譯而來，并沿用至今，許多時候無法直接由字面上窺得其意。
總而言之，在撰稿之前，我得費盡心思在這些工作上，真是一種煎熬。
此外，在法律層面的數據搜集也是出乎意料地困難重重。
這篇作品在昭和三十九年于《Sunday每日》雜志連載時，醫療糾紛官司仍相當罕見，就連有些當了五十年律師的人，都從未實際接觸過這樣的案例；而僅存的一些判例中，大多數的判決都無法說明原由，因果關系也暧昧不明，讓我時常為此陷入窘境。
于是我向法律工作者請教醫療事故以及賠償問題，也為了描寫小說中的誤診事件，向相關人士請教證人訊問、鑒定人訊問、當事人訊問等法庭上的訴訟技巧，最後才得以完成這部小說，描述了這件明明是誤診卻讓醫生勝訴、病患敗訴，如此泯滅人性的官司。
但是，連載完畢之後，許多讀者對判決結果有一些意見，他們認為：“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作者必須顧及小說帶給社會的影響，結局也該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身為一個作家，不可能改變已經完成的小說，但面對讀者們赤裸裸且強烈的建議，讓我不得不反思